防微杜漸。
政治行為中，最恐怖的莫過于習以為常。
當一件不合理之事，逐漸的變成了潛規則，大家都默認其可行，最終就是千里之堤，上那密密麻麻的蟻穴，最終潰堤之時，大家才惶惶不可終日，殊不知，其禍根早就埋下。
比如到現在朱由檢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各種群小和蓄養家人的勛戚、官吏、豪門、庶民之家。
既得利益者其實是一小部分人，即使他們作威作福，其實本身影響力能有幾何？
但是一旦他們聚集在身邊的群小和家人越來越多，危害就會越來越大，直至最后，就是地方聯袂做大，尾大不掉。
在蒙元之時，全國范圍內的蓄奴是風潮和合法的行為，這些勛戚、官吏、豪門自然可以明目張膽的蓄奴。
但是在洪武五年五月，政權逐步穩定，紀綱粗立的時候，朱元璋就迫不及待的頒布了《皇明詔令》，第一款就是對蓄奴問題進行了規定。
明文規定，詔書到日，任何蓄奴之庶民之家，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亦不可收養，但是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列。
也就是在天下初定之時，朱元璋的《皇明詔令》充斥著對自己合作伙伴的妥協性，無法背叛階級的朱元璋，無論多么文韜武略，都無法違背他階級的利益。
而洪武十五年四月，再次頒布的《皇明詔令》中，大明對于因為天災流離失所，不得已賣身為奴的一批人，進行了一波全國范圍內的贖買。
由典賣之家出具申明，大明官府出錢，贖買奴仆的賣身契，得以放良。
而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是十年前國朝初定的朱元璋了，他大范圍贖買奴仆賣身契，是為了打擊蓄奴進一步做籌備。
他的合作伙伴多數都被薄涼寡恩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給干掉了。
此時依舊沒有背叛階級，但是把他同階級消滅差不多的朱元璋，對于蓄奴問題，開始進一步的收束，除了勛戚之家，官吏、庶民、豪門、巨賈，任何蓄奴行為，都是杖一百，即放從良。
將奴隸脫籍政策的不完整性、殘缺性、有條件和不徹底性，進一步縮小。
這種大范圍的奴隸脫籍的行動，在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五年又進行了兩次，將合法蓄奴的范圍縮小到了勛戚和朝堂大員之間。
公侯之家蓄奴不得超過二十人，一品大員，十二人。二品大員十人，三品大員不過八人。除此之外，皆不可蓄奴。
孫傳庭此時的官職，順天府丞，是不可蓄奴的。
畢自嚴這樣的戶部尚書，僅僅可以蓄奴十人，抬轎夫就占了四個名額。
八抬大轎，就是三品大員才可能養得起的專屬禮儀。
各地知府也就是個正四品，是不可以蓄奴的，各布政司的主事都是從三品，只有巡撫是正二品官職。
什么時候這一套蓄奴之事蔚然成風，耿如杞在山西辦十大豪商之家，每家蓄奴少說上千人之多？
其實大明的官吏、縉紳、庶民、豪門、商賈獲得合法蓄奴的時間，并不長。
在嘉靖年間，刑部尚書雷夢麟就曾經上書，打擊福建地區的火者和揚州瘦馬，這一點上，修仙皇帝倒是罕見的聞訊奏對，連續三日廷議，最終決定讓雷夢麟親自前往福建督查此事。
火者，福建地方豪強乞覓他人子弟，仿效宮中行事，閹割良家子迫使其為奴為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