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閑置下來的部隊也可以抽一部分，保持軍事化管理。
而且，今年殲滅了那么多袁紹和江東的部隊，可以勞役之后加以改編。民間再繼續加大對南陽郡周邊人口過于稠密、人多田少地區的征發，正好再湊十萬新軍。
如此，朝廷可以長途遠征的精兵，擴充到五十萬，未來作為一統天下的基礎，相信未來徹底消滅袁、曹的過程中，都不用再擴軍了。
未來數年征袁曹時再有俘虜，就遣其老弱歸農。精壯者轉為地方衛戍、民兵鄉勇、工程徭役兵。大漢朝未來太平之后，保持五十萬朝廷直屬的精銳常備軍就足夠了，甚至還能逐步轉一部分到二線，到時候視情況再定，要看四夷的威脅強弱而定。”
李素從來不認為一項政治制度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更晚、就一定比出現時間更早的制度有優越性。
適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
后世他看到一些歷史網絡小說寫手，喜歡為了降低讀者認知成本，就吹噓“后出現的更先進”，但這事兒真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六朝到唐初的府兵制，當然有制度上的先進性，在兵力動員效率和節約國家財政方面，也確實有優勢。
但府兵制對于形成軍閥這個問題上是有弊端的，藩鎮的出現跟府兵制的殘余也有關系。唐朝人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到唐中期、后期，租庸調和兩稅法等措施緩解財政壓力時，朝廷也試過改募兵制。
宋朝有錢之后，吸取唐朝藩鎮和軍閥教訓，寧可多花錢也要募兵制。
漢朝嚴格來說，中后期一直是有募兵制的，只是因為天下太平、四夷威脅也小，所以常備軍規模不大，募兵制花錢多的缺點也就不明顯。
到漢末四夷威脅大了之后，募兵常備軍規模要簡單倍增，財政一下子就垮了，這才有段颎平涼、一年多花掉桓帝朝廷44個億軍費。
說到底，中國古代是在征兵和募兵之間反復橫跳，不存在一種絕對比另一種先進，看朝廷的主要矛盾是軍閥分離傾向還是缺錢。
軍閥分離威脅更大，外敵軍事威脅少，那就用不容易分離但費錢多的募兵。
中央軍事權威很重、皇帝威望高不怕軍閥分離傾向，同時外部環境長期戰事重、要保持的軍隊規模長期維持在高位，那就征兵府兵省點錢。
李素覺得劉備的統一戰爭沒幾年好打了，而且現在的四夷也比較弱。所以把東漢一貫的募兵現在再去大刀闊斧徹底改掉，也沒必要。
就算未來要搞擴張型改革，也找別的契機再說了。
相比之下，還是想辦法搞錢，把募兵制費錢的麻煩扛過去，就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當然了，“改兵制”這個說法，還是可以拿出來提一提，威脅一下目前的政治既得利益階層。
最后你可以虛晃一槍，提了之后不改，再拿出商稅改革擺到她們面前：你們看，陛下都從諫如流，不動桓靈以來的募兵制老辦法了，但是繼續募兵制就要解決軍費問題，所以商稅改革大家還是支持一下吧。
改革不都是靠進兩步退一步，這樣妥協藝術拉扯出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