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劉鈺在阿姆斯特丹策動政變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他的判斷很簡單：在百姓極端不滿攝政派的情況下、在奧蘭治家族的號召力如同千年前炎漢劉氏的威望之下，威廉四世真有政治抱負、真有雄才大略、真有膽識氣魄、真有擔當責任，政變還輪不到他來推動。
要錢有錢。奧蘭治家族的旁支基本都絕嗣了，大量的神羅伯爵的莊園地產、東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妥妥的荷蘭首富。
要人有人，本身在政變之前，就是弗里斯蘭、格羅寧根、海爾德蘭等省的執政，雖然加在一起不如一個荷蘭省富，但總共也就七省，而荷蘭省議會又按照城市弄出來一堆有一票否決權的議員。自己家族還有一堆追隨者。
要名望有名望、要人脈有人脈、要百姓的好感度有好感度。
結果這么好的基礎，都不敢主動出擊，劉鈺也就判斷出來這是個什么樣的人了。
這要是在大順，權比霍光、名比王莽、勢若曹操，還輪到著別人來忙活黃袍加身的事？
到頭來，還是劉鈺煽動情緒、借著普魯士人退出戰爭、看起來荷蘭大有便宜可賺的情況下，把他騙上來的。
既然是騙，那么劉鈺就已經料想到今后的情況。
從一開始，他就是奔著“先上后下”的想法來的。
威廉四世，被劉鈺策動政變扶上來，就是來承擔荷蘭民眾的一切不滿的，也是來粉碎荷蘭人民最后一點愛國熱情和大國情懷的。
一個有大國情懷的國家，是不肯安心當買辦的。
只有一個徹底被打斷了脊梁、忘卻了曾經輝煌過的前“世界性”大國，才能安心當買辦。
這和他處理日本問題的思路是不同的，出路日本，他不需要考慮這些，就能讓幕府那邊對日益增加的關稅樂不可支。
但荷蘭，不一樣。祖上真闊過，民眾真有大國情懷。
這就非得先打斷脊梁不可。
可以說，威廉四世完美地完成了劉鈺“賦予”的任務。
其實從一開始，結局就已經注定。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真正有視野的人，看到的荷蘭的衰落，是金融資本從屬于工業資本的必然。
但現在，無論是威廉四世，還是他倚仗的本廷克伯爵，都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視野。
而且，即便有，上層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威廉四世不請那些被罷免的攝政們吃飯，還能怎么辦？
就像是大順在九宮山之后廢棄均田免糧的口號而用保天下的口號一樣，還能怎么辦？
荷蘭，成也商業、敗也商業。
自己本國的小農經濟，早就被摧毀了；行會更是完全反時代而動的東西；本國的手工業也已經被本國的金融業毀滅。
在環視了一圈后，就倆選擇。
要么，和攝政團體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合作。
要么，放棄一切，組織百姓，來一場底層革命，全面接管荷蘭的金融資本。然后再把法國、英國、丹麥、神羅諸國等遏制荷蘭手工業發展的敵人全都打爛；摧毀他們的手工業基礎，荷蘭重現黃金時代的輝煌。
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第二條路，除非五餅二魚的那位親自下場，反正不是人間的人能走通的。
因為，這個時代和后世還不一樣，金融資本是長腿的，他們可以跑，所以到頭來還是要發展自己本國的手工業，可金融資本跑了后，本國的手工業怎么才能突破各國的圍堵，以荷蘭的人口和體量，這難度絕對是逆天的。
大順若被逼到這一步，還能關門搞內部市場，促進工業發展，而荷蘭是走不了這條路的。
威廉四世的選擇，雖然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以康不怠的視角來看，也不得不說，這操作實在是辣眼睛：什么樣的政治水平，能干出來和罷免的城市攝政們共進晚餐、席間表示自己是出于無奈的事兒來？
這就讓康不怠執行劉鈺的安排一事，變得簡單無比。
他跟隨劉鈺日久，也多知道歐洲國家發生的事，既知道了這一次英西戰爭的起源，他就依樣畫葫蘆，找了一個非常契合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