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既不給錢，也不背鍋，自己是斷然不辦的。
再者說了。
商路變動、貿易中心北移，好處誰拿了？
大部分好處都歸于內帑了，在廣東留了一堆爛攤子，按理也應該是內帑出錢。
總不能說，好處內帑和入股的勛貴們拿了，然后爛攤子讓戶政府太倉國庫銀子收拾吧？
這本就不合道理。
況且國庫戶政府也不出錢，那豈不就還是讓他們這些“基層”地方官來解決？不出事便罷，一旦出事，他們這些地方官“亂攤派”，是不是正好就是個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頭顱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碼還汝妻子吾養之呢，這要是被借頭了，只怕妻子都要戍邊流放。
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問題，而是刺人而殺之說非我也兵也的問題。
這種話，點到即止。
劉鈺也不好意思樹大旗、講道理。因為這種事一旦開始講道理，那大順的合法性就沒了——你大順有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難道就沒有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見你李自成、李過、高一功、李來亨老老實實體諒朝廷？
是以，大順自復京城鼎定天下后，對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態度。
這是大順特殊的政治正確。
從當年的“帝不甚暗”開始，對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動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尋常的漕運來說，大順之前有沒有默許“沖南不沖北、保漕不保民”的情況？
談道德，那就沒有大錯、小錯，只有對與錯。
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那么“君子遠庖廚”，“假裝不知道”，“非朝廷不愛民，實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決了，然而不知道”，就是這種別扭的政治正確下，最為流行的做法。
是以廣東節度使一來是就說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憑著政治敏感性就能覺察到那鴉片販子背后有問題，但當鴉片販子說到大庾嶺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裝聾裝瞎的體面，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劉鈺異想天開地想要讓地方鼓勵遷民，廣東節度使更是直接告訴劉鈺，別幻想了，沒用。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好處你們拿了，出了事我們地方上擔著，我們是不會做的。
所以內帑、勛貴、戶政府或者江蘇省不出錢，那礙于朝廷顏面，我們就假裝廣東根本沒有因此產生的流民和失業。
你要非說有，非要點破這件事，那你出錢——或者，不出錢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帶大印的公文，讓我們地方自行辦理，加派、助捐，將來出了事也和我們無關。
劉鈺被廣東節度使委婉地噴了一通后，無奈自嘲道：“是故，韓非說：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涂，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這樣的道理啊。是我異想天開了。”
廣東節度使聽劉鈺說的這么正式，忙道：“國公心系百姓，關心則亂，這是好事。只不過，國公久在軍中，或與商人打交道。這地方上的事，著實難辦，與軍中、商賈大為不同。”
“非我等不辦，實是挾太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國公素有智謀，或可以不尋常手段解決，亦未可知。下官只是說，以下官愚鈍的思慮，所能想到的兩個辦法，都各有利弊，做起來極難。倒不是說這事就一定解決不了，只是我不知該如何解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