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省明達制糖一廠，車間外的工棚下，一人身手矯健地跳上了木制箱堆，然后一手攥著轉輪手銃，看著四周聚集起來的糖廠工人，扯開了嗓子吼道：“馮先生的車已經被燒了！馮先生的辦公室，也已經被砸了！那些狗官，不僅僅是要謀害馮先生，還要搶奪這家廠，這家兩百八十年的糖廠！”
“工友們！要是沒有馮先生，要是沒有我們明達制糖廠，大家哪里領工資？又是誰來發柴水？！誰要搞我們明達制糖廠，誰就是要砸我們的飯碗！”
“今天！碼頭那里，已經鬧了起來，不鬧是不行的，不鬧，今年就只能等死！”
“馮先生已經去爭取，去解釋，沒有用！”
“你們也看到了，糖廠還是要關！還是要關！還是要關！”
箱堆上扯著脖子在那里呼喊的人，是原先明達制糖廠的“工人之家”書記員，工人們以往跟他打的交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明達制糖廠的工人，大多數也都是姓馮或者姓冼，祖上論起來，說不定還真是跟冼夫人有關系的。
只是，同姓不同命，不是所有的冼夫人之后都能夠成為“南海四大家族”的精英；也不是所有的馮盎之后，都能夠混成各種社團的大龍頭或者會社的社長。
“啊？！糖廠，糖廠真的要關？！”
“不是說為了查稅嗎？”
“查稅的事情，跟我們沒關系啊。”
“怎么就要關廠了呢？”
“怕什么？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
“這么輕松嗎？現在開工很難啊！”
“是啊，江南洲碼頭，現在也不招人，海船進港的，這陣子越來越少，說是南海的海賊，鬧得很厲害。”
“那個什么‘縹緲蒼龍’，死了不知道多少回，還是活蹦亂跳！”
糖廠的工人們也是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宛若沒頭蒼蠅一般地議論著。
而箱堆上的人，見機頓時大聲道：“工友們！大家也是曉得現在的行情，開工不易，有一份工就很好！我們明達制糖廠，兩百多年的老廠了，背靠馮先生，還是撐不住。現在河西的糖廠，已經全部停工，天天有人去海邊敲生蠔，生蠔那么多的嗎？過了這幾天，開不了工，還不是等死？！”
“啊？！我說最近怎么來了這么多河西佬，還以為不做工的，這么閑，原來已經停工了嗎？”
“那現在怎么辦？！”
“對啊，怎么辦？”
各種小道消息匯總之后，工人們也是大概知道情況，現在就是開不了工，因為老板們都是人人自危。
既怕搶銀行的搶到他們頭上，也怕稅警突然敲他們的辦公室。
這也怕那也怕，索性就關了。
而那些做來料加工的，更是可憐，原本還有庫存，可是現在海船壓根進不了港。
別說是珍珠、瑪瑙、黃金等等奢侈品、貴重品，就是一般的絲麻、橡膠、糧食，也是難以進來。
不是進不來，而是難。
哪怕是陸地上的“廣交線”，鐵路明明沒有斷，可基本跟斷了也差不多。
聚集在廣州西站的貨運車廂多不勝數，因為知道外地的稅警過來，大多數中小老板，寧肯繳納違約費、管理費、儲存費，也不肯現身前往火車站一趟。
幾天時間，原本靠著庫存還能維持物價，但是短短半個月不到，物價直接開始成本增長。
甚至連疏通管道的“掏糞工人”，原本業務是相當頻繁的，但是最近的十天，散單業務量直接驟降，原因就在于，很多小型社區，寧肯自己掏糞出力，也不愿意花“大價錢”找專業人士來搞定。
“交州米”進廣州的價錢，直接翻了一倍，就是這樣，因為局部地區的恐慌，哄搶物資者比比皆是。
類似明達制糖廠這種大型企業，因為管理相對封閉，反而受到動蕩的波及要小一些。
但是現在，伴隨著山東的言語，一向不慌的馮氏、冼氏工人，也開始焦慮起來。
箱堆上的“工人之家”書記員說得越急促越大聲，越是讓他們慌張不已。
“怎么辦？！現在怎么辦？”
“飛仔，你時書記員，天天看報紙的啊，報紙上到底怎么說啊？”
“對啊飛仔，怎么說啊？”
箱堆上的年輕人晃了晃手中的轉輪手銃，一臉無奈地大聲道，“怎么說？！你們問我，我問誰啊。大家難道不知道，現在《廣州日報》還在報道銀行連環爆炸案嗎？”
“什么？！都這種時候了，還管什么爆炸案啊，老子人都快要爆炸了啊！”
“飛仔！飛仔！馮先生到底還做不做生意啊，他可是大老板啊，他可是‘廣州王’啊。怎、怎么會被逼到關廠呢？”
“對啊飛仔，到底什么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