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暮春的時候，包拯傳來好消息。
朝廷新的委任已經下達，仁宗皇帝下詔，將他升任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
這個事情包拯表達了開心，但也有一些憂慮。
因為和歐陽辯這么幾個月的溝通交流，包拯對歐陽辯視為一個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
所以自己的擔憂并不掩飾，并向歐陽辯討論稿怎么施政。
當然，這說是討論，其實不乏有教導歐陽辯學習如何施政的意思在里面。
歐陽辯自然理解包拯的擔憂。
開封是都城，所以對于開封府知府的任命都是很慎重的。
而由于北宋太宗皇帝和真宗皇帝在即位前都出任過開封府知府一職。
因此，后來的大臣出知開封府都在前面加一個“權”字，以表尊重，而不是臨時擔任的意思。
當時，有輿論認為，朝廷的執政大臣多是從開封府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中選出的。
由此可見，仁宗皇帝再次重用包拯時，對他的期待與倚重。
然而，開封府知府并不是一個輕松的職位。
開封是北宋當時最大的一個城市，有居民約一百五十萬，而當時北宋全國也只有約三千萬人。
開封以一府之地容納了全國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各項公務自然是十分繁忙的。
而且京都中有很多皇親國戚、朝廷大臣居住往來。而在龐大的權貴集團中，難免會有一些無視律法、作威作福的。
而且權權勾結，即使開封府官員想要依法處理，難度也是很大的。
范仲淹任開封知府時，就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宰相呂夷簡而被逐出京城。
在北宋一百七十年不到的歷史中，卻有一百八十人擔任過開封府尹，卻只有近八十位宰相，可見其更迭之快、升遷之難。
有記載說：“當時出任過開封知府的人中，有將近一半不僅沒有因此獲得升遷，反而為此丟官離京。”
所以，這對包拯來說，是一道青云梯，也是一座孤懸崖。
走好了，青云直上，走不好，墜落摔得粉身碎骨不至于，但丟官離京對于有政治抱負的包拯來說，相當于社會性死亡了。
而且，包拯的壓力大不僅僅來之得失心，關鍵是，開封知府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作為一府的最高長官，開封知府要處理的包括治安、交通、訴訟、戶口、賦役、教育、賑災、市容在內的開封府所有工作。
其中，執行律法、維護治安、治理刑獄更是重中之重。
不過歐陽辯在這個事情上并沒有多嘴，在實際操作之中，包拯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歷經地方-中央-地方的磨煉，包拯早就已經是個成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