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嘉佑六年。
六年的嘉佑年號以來，大宋朝蒸蒸日上。
尤其是在經濟上的猛然發力，讓大宋朝看起來有煌煌盛世的氣象。
朝堂上下君臣也都頗為振奮。
雖然趙禎與群臣依然會為了國無儲君而擔憂的陰翳在，但整體來說都還比較開心。
這過去的五年，不僅經濟表現出色，而且朝堂紛爭不多。
宰執變更也穩定了下來，這幾年離任的宰輔只有文彥博和富弼。
文彥博是因為自身過錯被罷相，而富弼則是回家丁憂去了，并不是因為政治斗爭而下馬，算是一個非常和諧的政治局面。
嘉佑年間是一個有意思的年份。
在慶歷年間，皇帝是趙禎，執政的人是范仲淹、韓琦、富弼；
而到了嘉佑年，皇帝還是趙禎，執政的人則是韓琦、富弼、文彥博。
可以說，幾乎是一套沒有怎么改變的陣容，但是執政風格卻是變得不同起來。
大約就是從理想主義到保守主義的轉變。
正是因為前后施政風格存在巨大的反差，所以引起了很多的后人討論。
如果趙禎等人傷春悲秋，一定會想念起他們曾經的青春。
因為這段時間政局穩定，在位的大臣也都是名聲較好的名臣。
所以后人將這段時間稱之為‘嘉佑之治’。
但有些人卻不以為然，認為這段時間的執政團隊一味因循守舊，全無興革。
但根據歐陽辯的觀察，這就不免冤枉了他們。
歐陽辯認為，雷聲大雨點小的慶歷新政與疾風驟雨一般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嘉佑之治。
嘉佑之治的變法是慶歷新政的延續，又有部分是熙寧變法的先聲，如果完全無視，這是不對的。
不過嘉佑之治的變法相當的隱秘，是所謂的局部變法。
嘉佑之治的變法是以杜一隅，補一隙的方式、和風細雨一般，不成體系、不離綱領、不發宣言，自然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被忽略。
讓人很難注意到，這一段時間實際上在執政上也有所成就和興革。
比如嘉佑元年四月，朝廷的【更定選舉補蔭法】經過二府以及兩制官集中討論之后，出臺了限制補蔭的新辦法。
【更定選舉補蔭法】主要就是為了限制隨意補蔭，在減少冗官方面繼續加深的努力。
這是屬于慶歷新政范仲淹‘抑僥幸’制度的延續。
嘉佑二年十二月，趙禎下周宣布的‘精貢舉’條例，其實也就是恢復慶歷新政的科舉考試改革方法；
嘉佑三年十一月，仁宗詔令諸路轉運使及開封提點司，減輕民戶的差役負擔，其實還是慶歷新政時候的所謂‘減徭役’改革；
而一些州郡在這個時候還嘗試著用募役代替差役的嘗試，其實是開熙寧年間‘募役法’改革之先河；
而歐陽辯的農業銀行的青苗貸，也是屬于嘉佑之治的一部分了，其實也是開了熙寧變法中‘青苗法’的先河了；
還有諸如‘相度均稅’是熙寧變法的‘方田均稅法’的先河、‘相度牧馬利害’個馬政改革開了熙寧變法的‘保馬法’之先河……諸如此類的興革不勝枚舉。
歐陽辯之所以有對御史臺察院動刀的信心就是來源于此。
——趙禎和宰執們并不是完全故步自封的！
歐陽辯想要對御史臺察院動刀，原因有二。
一來他的確是想利用御史臺察院來試一試吏治這潭水到底有多深的想法；
二來，他想針對的就是言官體系本身。
宋朝言官體制在歐陽辯看來就是畸形的，后來的黨爭很多時候就是以言官為斗爭工具。
在歐陽辯眼中看來，監察體系應該是獨立在政治斗爭之外，而不應該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監察體系存在目的應該是保持官員吏治清明，而不是參與到政治斗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