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趙江川的角度上。
很清楚泰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面對的是怎么樣一個局面。
成也外匯敗也外匯。
在無數外資的推動下，讓這些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飛速發展。
錢是一個人的血液。
如果用在國家上，一樣說的通。
資本流入時，就是血液輸送。
血氣充沛下疾病都被掩蓋，看上去非常健康。
但當資本流入變成資本流出時，輸血就變成抽血，如果沒有足夠的血液補充，那些沉疴舊疾就會全部凸顯。
當那些病變累計到一定程度后，就會讓一個國家瞬間崩塌。
這是一個無解的死局。
據統計，1996年，韓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三國的國際資金占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達到大約5％、6％和7％以上。
而泰國的這一比例早已在1994年就超過14％。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凈流入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印尼等亞洲五國的國際私人資金總量從1990年的249億美元增至1994年的351億美元。
1995年和1996年，這一數據進一步上升為629億美元和729億美元。
然而，國際流動性資本這一次大舉進入了對外開放資本市場的亞洲，其帶來的最直接結果并非實體經濟的繁榮，而是造成亞洲地區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不斷上浮的資產價格。
國際資本進入亞洲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短期借債。
向亞洲的銀行借入大量的資金，將這些資金投入到證券市場和不動產市場當中，以進行資本的逐利。
1993年底東亞新興國家的證券市場已經占全球的12％，總量約一萬億美元。
而就在不到十年前，亞洲新興證券市場所占全球的比例僅僅為4％。
九十年代，流入亞洲國際投資有很多都直接進入了證券市場。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96年亞洲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股票融資高達110億美元。
換言之，九十年代的整個亞洲成為了資本逐利的新戰場，而這個戰場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東亞和東南亞。
而吸引國際性資本進入亞洲的原因，在后來看上去很是可笑。
所謂的亞洲奇跡。
1960年代以來，以新加坡、香港、臺灣和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迅速，在極短的時間里由較為貧窮的地區躍升為中等發達的經濟體。
在此之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四國，在九十年代初因為對外開放資本市場而獲得了顯著的經濟增長，被稱為“亞洲四小虎”。
前有“四小龍”，后有“四小虎”，尤其在八、九十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傳統市場經濟增速普遍放緩的時候，亞洲國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
如果站在經濟理論的角度上來說，不管是個人或者國家，財富的本質是一個互換過程。
學術上的名稱就是。
“華盛頓共識”。
經濟獲得繁榮的基石，是進一步開放市場、實行貿易自由化、實行利率市場化、保護私人財產、放松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等等。
于是，在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
更開放的市場”“更自由的經濟”這類說法被套用在了對于亞洲市場的闡釋。
政府和金融機構對于“亞洲奇跡”的理解也陷入了這種自我闡釋之中。
亞洲的成功是源于市場的自由和開放，而只要持續開放市場，亞洲就會獲得持續的成功。
此類論調在當時甚為流行，而這種囫圇的、省略掉諸多細節的樂觀態度，恰恰構成了最大的潛在風險。
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的。
就像一只螞蟥，當吸收不到足夠的養分后，它就會從吸附的生物身上脫離。
在外來資本的注入下，東南亞地產業金融業瘋狂上漲。
但泰國并不是一個位于高端產業鏈的國家。
其出口商品的種類基本上還是珠寶、服裝、農副產品等低端產品。
這些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在九十年代中期走弱，從而削弱了泰國的經濟競爭力，致使貿易逆差不斷增大。
國際收支逆差的連續增大，其實也就是前文曾提到的泰國整體負債率很高的重要原因。
論經濟和科技實力，泰國顯然不比不上新加坡、韓國等地，而論及泡沫泛濫的程度。
國際游資大舉進入的泰國卻比同樣位于東南亞地區的印尼、馬來西亞還要高。
一個原本就缺乏競爭力的經濟體如今已陷入到了經濟增長的困境之中。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泰國都是亞洲諸國當中對于金融風險抵御能力最低的一個。它自然就成為了國際金融資本這樣的“金融狙擊手”發動攻擊的首選目標。
最終，國際資本選擇攻擊”泰國經濟的辦法是做空泰國流通貨幣——泰銖。
以買銖還銖的形式來賺取匯差。
作為一個掛逼，趙江川對此一清二楚。
在東南亞必爆的大勢下，不趁機撈一把的話，那就不是趙江川了。
辦公室里。
趙江川讓小秘書支起了三塊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