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非常感謝您的提醒和幫助，我也代表泰國人民感謝貴國的真誠援助……”
曼谷，泰國銀行內。
行長桑尼正拿著電話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李先沖聊著什么。
桑尼的語氣態度很謙卑，臉上也有著發自內心的感激，完全沒有去考慮雙方在職務上是平級的。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桑尼能夠出任央行行長，也并非全靠家族的勢力，在對金融的理解上，還是有真材實料的。
身為泰國央行的行長，他很清楚泰國現在面對著怎樣的危機。
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國際資本的目標就已經盯上了新興市場國家。
摩根大0通、花旗、高盛等投資銀行，以及索羅斯基金、老虎基金分別在今年7月份對泰銖進行了試探性進攻。
那一次，泰國央行聯合新加坡金管局和香港金管局對市場進行干預，空頭進攻者被暫時性打退。
各大空頭在市場上丟下了大約六億美元的虧損。
那時候，量子基金在斯坦利.德魯肯米勒的帶領下也對泰銖發起了進攻，但最終以累計七千萬美金的虧損而告終。
空頭的進攻邏輯是泰銖流通總量快速擴大，但泰國政府的外匯創收能力卻出現了快速下滑趨勢。
簡單來說，就是泰銖在國際上的供應量大于了需求量。
這一點，桑尼也非常清楚。
年初桑尼東京參加會議時，當時一位與日本大藏省關系密切的學者在閑談中提到過一個話題。
“如果日元對美元匯率水平變為150∶1，泰銖是否會放棄固定匯率的政策？”
桑尼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是如此要命。
1995年4月，日元對美元匯率曾達到80∶1的峰值。
到了1996年，日本經濟出現了一個小的復蘇，日元對美元匯率大約為104－116∶1。
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而泰國則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匯交易攻擊的國家，因為泰國55%的外債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
因為日本一國的GDP就超過亞洲其他國家的GDP總和，其金融資產則相當于亞洲其他國家的兩倍左右。
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的貿易量約占東亞的五分之一。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構建其全球供應鏈。
首先從亞洲各國獲得原材料，隨后又購買廉價零部件，而將成品主要銷往美國，然后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
制造業供應鏈的擴展有時又被稱為“飛雁模式”。
日本正如領頭雁，隨后是“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最后是中國大陸。
而系統供應鏈網絡內，有著美元和日元兩種貨幣標準。
1985年9月，“廣場協議”讓日元和歐元價格在國際市場走強。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匯率從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
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在銀行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巨大的泡沫。“廣場協議”導致了日元過高估值和隨后的回落。
過高的日元導致日本在美國股票市場大量投資，部分推動了1987年美國市場的股災。
1989年日本房地產市值估計約為24萬億美元，是美國地價市值的四倍，而日本GDP僅是美國的60%。
泡沫之后，日本不得不改變國家整體戰略投資方向，在零利率主導下，大量的日元開始從日本本土流入新興的東南亞市場國家。
不過這在之后出現了兩件事。
1995年1月17神戶大地震和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間，日元對美元匯率在達到80∶1的峰值后開始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