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永勝要復周禮！
當這句話從駱永勝口中說出來的時候，禮堂內所有人腦子里都浮現出一個名字。
王莽！
在中國的歷史上，除了周公旦這位周禮的創始人之外，只有王莽一個人是奔著周禮書中所謂的大同小康而奮斗的君王，這也是為什么總有人戲謔的將其稱之為穿越者的原因。
但是王莽的結果，青史野史也都記得很詳細。
除了王莽之外，中國還有兩個人曾經舉起過恢復周禮的大旗。
一個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不過他的恢復只是畫皮沒有畫骨，僅復設所謂的六官也不叫恢復周禮。
還有一個就是鼎鼎大名的荊公王安石了。
荊公膽子大啊，一個宰相敢去舉周禮的大旗搞變法，荀孟之變中王安石一黨與司馬光一黨的黨爭便展現的淋漓盡致。
在談恢復周禮之前，必須要著重介紹一下荀孟之變，以此來印證和引出周禮的核心思想或者通俗說便是國家價值觀，不然的話很難闡述清楚，大家也未必看得明白。
駱永勝提出的以周禮為核心而制定大楚法典，那么這里的意思就很明確，他用到的將會是周禮的核心精神，而不是像宇文泰那般只是恢復西周的官制。
這也是所有人都吃驚的地方。
周禮雖是兩千年的著作，但其核心精神卻是極其超前的。
是后世二十一世紀都還在追求且尚未實現的。
在荀孟之變之前，宋朝的士大夫官僚系統對皇權起到制度性制約作用，是一個同樣具有制度性專權特點的行使國家權力的系統。
而宋神宗本身是想要脫離出這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環境，恢復皇帝專權。
于是有了王安石的那句豪言。
‘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從這一刻開始，王安石走上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道路，但也因此被司馬光一黨所鄙視，將王安石一黨視為心術不正、投機鉆營之輩。
一句話簡單概括，即投機主義思想。
雖然王荊公在這處上有一定污點，但從其所作《讀孟嘗君傳》中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王安石對個人倫理、政治倫理仍是極重視且對自己有很高標準要求的。
并且王安石希望將對自己的這個標準用到整個國家、用到全天下每一個人身上，于是，他需要一面旗幟。
這面旗幟，就是恢復周禮！
可是，恢復周禮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周禮在對國家的治理中存在一個很高的要求，即制度性專權。
通俗易懂的話來說制度性專權特點，即資源上全面國有化、經濟上由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丁籍戶口統一管理、行政機關由中央垂直領導。
這四點，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四千多年歷史中就從來沒有實現過。
即使是依循周禮的西周王朝一樣沒有。
這是周公旦的美好盼望。
周公堅信，只要國家可以做到這四點，那么離著國家大同實現全民小康社會就不遠了。
其高瞻遠矚已看到四千年后之中國！
王安石舉著周禮的大旗推行青苗法、市易法，這就是宏觀層面調控國家經濟，但其卻缺少法權基礎和制度基礎這些必須的法理，最終不僅沒有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繞’的目標，反而使得大宋經濟進一步混亂和糟糕，間接導致地方經濟惡化、百姓負擔加劇，致使民間起義之事屢屢爆發。
這里若有考究者，可參考《王安石保甲經制研究》。
似王安石這般，在缺少法理、法權的情況下強行推動國家制度性專權，唯一的結果就是變法失敗、傳統派死灰復燃，矯枉過正矯正過枉，左派右派打成一片。
而在王安石死后，其后繼者與司馬光一黨的后繼者的爭斗猶在持續。
國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環境遭受巨大破壞，對靖康之恥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朱熹批荀孟之變、靖康之恥，言道：“言定靖康之禍，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歷元祐年間，只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稍寧。”
這話大概的意思就是，國家最強盛的時候，內憂也是不斷，官員們心里都清楚，知道相互扶持著來保護國家，不跟契丹、黨項較量。
現在國家內憂加劇，你們兩黨還兀自爭端不休，靖康之禍也是咎由自取。
這里簡略介紹荀孟之變，就是側面印證周禮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