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計地，聯系到一個加拿大回國的投資人，有點興趣。然后我就開始做預算，先是說一百萬，后來慢慢放低到七八十萬，用了大概三四個月，把劇本寫好，可能時間太久了吧，人家又沒多少興趣了。我還不死心，繼續聯系，最后找到一個上海的朋友，愿意投40萬。實在沒辦法了，一咬牙，不拍膠片，拍高清的也行！最后拉起來一個劇組，臨開拍前，那個朋友說投資了個店，錢不夠了，只能先給十萬。我不想再等了，自己找家里湊了十萬，邊拍邊借……”
靳軍說的還算是輕描淡寫，但是王奈杰聽著，都能想象到當時的艱難。
拍過戲的都清楚，開機就要錢，劇組要開支，演員要片酬，工作人員要工資，機器、燈光設備什么的就更別說了，都是按天算錢的。
“也不敢走遠了，就在北河一個老鎮子上拍，劇組一共二十來個人，有同學、朋友，也有外邊找的，一共拍了30天。總共才30萬不到的資金，實在給不出正常的勞務，就是一點辛苦，。我也不好意思嚴厲要求，這么點錢讓人沒日沒夜干，說不出口。只能拼命趕進度，又沒有管理經驗，劇組里的人還鬧矛盾，最后我發現不斷地妥協，拍出來的東西已經越來越跌破心理底線，跟想象中的電影基本兩碼事了。”靳軍嘆了口氣。
“我就跟劇組人說，算了，拍不下去了，他們都懵了。攝影師是電視臺的，說他跟單位請假拍電影，領導還挺支持，不能就這么算了，起碼得有個交待。其他人也勸我，都拍了一大半了，堅持堅持。我就硬著頭皮繼續拍完，那時候什么都不懂，送審、賣給電視頻道都沒想過，剪完才發現，確實拍得差，而且題材敏感、過不了審。”
“后來呢？”王奈杰聽得入了神。
“后來又是千辛萬苦，參加了圣丹斯獨立電影節，還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獎項。當時總覺得送展了，有希望海外發行，但其實自己什么都不懂，英文也不好，根本不知道找誰，最后砸手里了。”靳軍端起桌上酒杯一口悶了。“那部電影叫《秋末》，到現在也沒有賣出去。拍完之后欠了一屁股債，周圍人都不理解，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自己也覺得不是拍電影的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特別抑郁，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整晚整晚睡不著，一個人在街頭溜達。”
他看著王奈杰：“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自己四處借錢，砸鍋賣鐵拍戲，然后慢慢還錢。所以我特別佩服你，能自己湊錢拍電影，還能拍得那么好。”
“別這么說，我拍的其實也還是商業片。”王奈杰給他倒酒，又碰碰杯子。“現在應該容易點了，大環境好，投資人也多。”
他敢拍《情人節游戲》，那是因為知道不會虧錢，跟靳軍性質完全不同。
靳軍這樣的導演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為數不少，大多數人評價的好聽點，會說是理想主義者，說的難聽點，那就是憤青、地下電影、陰暗壓抑……
盡管以前偶爾聽說過只言片語，但是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機會坐下來聽一個獨立電影導演如此詳細地講述親身經歷。
國內電影市場爆發以后，就有大批的投資人揮舞著鈔票到處找項目，很多年輕導演的處女作都能拿到百萬乃至千萬的制作，也有專業團隊幫助上映。
“并不容易，反而更難了。因為年輕導演更愿意去拍商業、敘事的東西，更受投資人歡迎。現在你想要拉投資，就得往商業、敘事上講，必然得犧牲個人的表達。”靳軍說的很實在。
王奈杰默然，他知道這都是現實。
“有沒有想過適當拍一些不那么局限的，在藝術和大眾審美上略作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