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海王篇》中說，國家征房屋稅，人們會毀掉房屋；征樹木稅，人們會砍掉樹木；征六畜稅，人們會殺掉牲畜；征人口稅，人們會拒絕生育。
只有國家壟斷食鹽，人民才無法逃避。因此，鹽就成為最理想的稅收工具。
人人都離不開鹽，這就決定了誰也逃不了稅收。
管仲食鹽官營的“官山海”計劃出籠后，齊國的鹽價飛漲至它國數十倍。
在鹽專賣制度下，鹽的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導致其商品屬性退化。
鹽再貴，人還是要吃鹽，民眾的財富通過鹽這個媒介迅速流進齊桓公的金庫。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從齊國始，食鹽成為國家統治的根本，秦時鹽利更是20倍于古。一個偌大帝國，在接下來的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里，竟然依靠普羅大眾每日必需的小小調味品來支撐，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籠天下鹽鐵”，由政府募民煎鹽，食鹽官收、官運、官銷。
在27個郡共設鹽官36處，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產鹽區。桑弘羊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掌管天下財政大權40余年，是鹽鐵國策的主要策劃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漢昭帝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0多位民間知識分子，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
這次鹽鐵會議其實是法家與儒家的辯論，結果是雞同鴨講，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唯一的收獲或是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
“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儒士們所提出這種自由經濟主張，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體現的商業思想一樣，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理論。
三國時期，魏蜀吳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斗爭不斷，食鹽幾乎被視為國家的生命線，“夫鹽，國之大寶也。”
兩晉以后，鹽業專賣制度進一步加強，《晉令》載：“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期，主吏二歲刑。”
唐朝的鹽利收入達到了“中央實際總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達到五分之二”。
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安史之亂，唐朝始立榷鹽法。榷的意思是獨木橋。
將鹽戶生產的鹽全部低價收購起來，然后再高價賣給民眾。
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嚴厲鹽政制度，嚴禁私煮私販，違者一斤一兩皆處極刑。
榷鹽法實施后，鹽價驚人上漲了36倍，每斗達370錢，而官府因此可獲得120倍的超額利潤。
唐代劉晏任鹽鐵使之初，鹽課歲入40萬貫，大歷年間天下財政收入為1200萬貫，而鹽利占其大半是國家歲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亂平定后，榷鹽法仍在繼續，其他物價都在回落，只有鹽價逆市日漲。
宋帝國曾為當時世界最富有者，鹽利貢獻最大。
慶歷年間的鹽課高達715萬余貫。
南宋政府財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鹽財政之下，北宋時期出現了“鹽鈔”和“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