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萬歷年間，大開銀礦，所以銀錢的鑄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銀錢要多。
加上當日士世界各國都掀起開金銀礦的狂潮，互相影響互相促進。
四是開展國際貿易的需要。
明初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許寸板下海。
明中葉以后，放松了海禁，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開始發展起來并逐步增加。
通過貿易把中國的貨物輸往國外，與此同時美洲銀元、荷蘭銀元也通過菲律賓的華僑流入中國。
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白銀確實帶來許多方便，既可以充當購買手段、支付手段，而且還可以充當貯藏手段。
就是說，黃金白銀可以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這是紙幣銅錢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銀成為明中葉后的基本貨幣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中國貨幣史上的大進步。
盡管明代紙幣流通了五、六十年后就退出流通領域，紙幣制度敗壞了，但不少有識之士對紙幣本身的作用仍給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葉子奇認為，元朝紙幣的流通，“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敗‘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變通不得其術也”。
就是說，元代開始實行的是權錢的兌現紙幣，后來的失敗就在于發行數量過多，不能維持兌現。
他說，“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
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張實行有錢貨為之本的兌現紙幣的流通制度，并且不會有什么害處。
他把紙幣的兌現和憑鹽引領鹽、茶行領茶的兌現等同起來，說明他沒有注意它們的區別，因而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
因為鹽引、茶引的發行數必須同國家掌握的實有鹽茶數相等或多余一部分，鹽茶引才能兌現。
若國家掌握的鹽茶實有數少于鹽茶引標明的數量，就會有一部茶鹽引不能兌現。
而紙幣的發行數卻可以多于現金準備數的幾倍，同時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不僅持幣人能買到貨物，而且幣值也能保持穩定。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紙幣是貨幣的符號，能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而鹽引、茶引卻不具有這一職能，它們只起著匯票性質的作用。
但葉子奇提出用兌現紙幣來調節物價的辦法，卻是比較深刻的。他說:“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于貨輕之時，收人之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人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
借便聽人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浸淫，而有濫筋之患矣，此其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