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按當時的條件來看開放通商口岸的確加劇了中國百姓的困苦貧窮。
而且當時開放通商口岸通常伴隨著一些惡劣的附加條件，比如要在口岸劃定區域安置外國商人，開設領事館，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這些在歷史上和通商口岸的開放都是形影不離的。
螨清政府還偏偏給了列強最惠國待遇，開一個口岸一堆洋鬼子過來一起湊熱鬧。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通商口岸，當然不是平等的。
通商口岸僅僅是準許外國人來中國做生意而已，該交的稅還是必須要交的，但是收多少關稅，收多少錢，得中外兩國商量著來。
既然如此，顯然破壞了中國的主權。
而且這樣的海關模式還對中國的內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外國人對中國財權的滲透，可謂是一點一點蔓延到了骨子里。
這樣的情況下，螨清政府自然也沒法筑什么貿易壁壘，只能和西方國家已經發展成熟的工業生產來場肉搏戰。
這是小孩與大人的較量，毫無公平可言。
但是大明朝就不同了。
同樣的條約內容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影響完全不一樣，被迫和自愿不是一回事，國力強弱對比不同時也不是一回事，好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民國時能把中國資產階級逼得跳反。
但如果到了后世，發達強大的大中國，外國人還愿意和大中國簽個這玩意兒，華夏能笑得嘴咧到后腦勺上去。
當時的條約可不止開放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國待遇、單方領事裁判權等等這些在任何歷史條件下，和平等不沾邊。
近代不平等條約中開放通商口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消極方面也有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是通商口岸的開放，是中國戰敗的產物，反映了列強侵略的要求。
便利了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商品和鴉片，使中國半殖民半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通商口岸成為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主要據點，中國原料被大量掠奪，大批農民、手工業者失業破產。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積極方面的影響的，積極方面是通商口岸是中國與世界發展潮流的結合點，便利西方思想文化與科技的傳人，從而有利于中國了解世界文明。
外商在通商口岸開辦企業、進行早期資本輸出等，促進了中國自然經濟的瓦解，也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便利了中國學習外國長處和引進技術。
對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產生了影響。
近代列強通過發動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打開中國大門，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但中國大門的打開也使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
事實上沒有什么特別的好處。
開放通商口岸和早期中原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互市是一回事。
互市做生意方面，西方列強的目的不過是賺錢而已。
而賺錢又分兩方面，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賣，中國小農經濟為主，不怎么買。
把中國的東西賣回歐洲。
在中國買的東西以特產和原材料為主，口岸開得多了更方便些。
明代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荷蘭商人首次購到由廈門運去的茶葉，1644年英國著名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在《茶葉的種植、質量和品質》一書中說：“英國的茶葉，起初是東印度公司從廈門引進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托廈門商館代買茶葉150擔直接運往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