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變固然對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有毀滅性的打擊，但二鴉造成的咸豐北狩同樣對清廷的威信打擊巨大，連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節溝通時對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時間曾國藩的舉止也十分微妙。
這個時候外國列強的態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碼。
因此雖然民間乃至下議院對太平天國持同情態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黨控制的上議院最終還是選擇幫助清廷渡過危機，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國的外交接觸，警告太平天國不得進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國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國貿易，幫助清廷運送軍隊，出動軍事顧問協助清廷訓練軍隊，乃至在江南地區親自下場和李秀成大戰等舉措。
考慮到當時的投送能力，這基本就是列強干涉的極限了。
因此教科書上說太平天國是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并非虛言。
就明清自身來講，末期面對的核心問題其實差不多，都是人口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只不過明是陜西人口先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清則是兩廣地區的人口由于一鴉的影響率先進入極限。
差異主要在這么幾個方面。
明吸取唐的教訓，鎮壓農民起義時不放開團練，這就導致應對起義的彈性很差，一旦中央軍團滅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訓，在嫡系八旗被一路暴打后最終決心放開團練，太平天國除了要和八旗大戰外，還要和組織起來的各路土豪凝結核比如湘軍血戰，華夏處處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國最初起勢一日千里時，政策過于激進，基本沒有給士紳留出足夠的合作空間，再被曾剃頭衛道除魔一帶，基本是勢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個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變自己一波搞廢。
后期逐步轉為民族主義宣傳后，在和地方士紳的合作上有一定進步，但是洋人強勢支持清廷的態度很難讓他們下決心上天國船。
總得來說，在爭取士紳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順在這方面做的行不行，智者見智，但其實還行，大順的口號并沒有脫出傳統改朝換代那一套，襄陽建制后在招攬地方士紳上總體做的還可以。
甲申年的崩潰與其說是考掠不如說是戰略上的決策失誤。
畢竟伴隨著的對復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攬工作成效很大，連復社頭面人物周鐘都為大順起草南征檄文，說煤山戰神是“暴比桀紂”。
領袖層面，李自成其實個人魅力和才能都還可以，禮賢下士，寬以待人都做過，即使極為抹黑他的明史也承認他生活簡樸能和士卒共甘苦。
而阿洪無論中外留下的記載中形象好像都不怎么樣蘭貴人治國不行，但政治手腕其實沒得黑，在八旗勛貴、漢人文官、保守派、洋務派幾個雞蛋上跳舞維持平衡。
但另一方面，她本身對權謀的渴望對國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典型就是庚子國亂。
換愛新覺羅上來，還真不一定能在那么復雜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下去，事實也是如此。
而明思宗的手腕、用人、政策確實就是兩個字——操切。
最后一點則是太平天國雖然還是在古代農民起義的框架內，但已經有了新時期革命的萌芽，因此并不適合和明末農民起義在內的古典農民起義做成敗比較。
太平天國對意識形態構建、傳播和利用的重視，其實和傳統宗教起事，比如義和團，是有顯著區別的。
太平天國與西方交流后擬定的現代化藍圖指出了傳統道路外的另一種可能，這都是極有意義并且在未來以不同程度重現的事情。
太平天國雖然沒能推翻清政府，但它后期推行的反清民族主義宣傳，以及間接推動漢人地主掌握大權，都為清王朝的最終垮臺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李自成攻克北京就是明末農民起義的輝煌巔峰了，之后因為急功近利導致被八旗大軍入關摘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