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且不說，但當他想乘勝攻取邯鄲，消滅趙國的主張遭到秦昭襄王的否決，半年之后秦昭襄王又要他重新帶兵攻打邯鄲，他審時度勢，認為時機已過，出兵必敗，昭襄王不聽，果然損兵折將。
昭襄王再次請他出征挽救敗局，他說：為將者，明知戰不能勝，卻還要犧牲士兵生命，他不能這樣做。
此后，無論是丞相范睢威脅利誘也好，王上施壓督促也好，他都推脫不去。
一個**王權下的臣子，能夠這樣愛惜士兵生命，為了秦國的國家利益，百姓利益以及王上的長遠利益，如此不顧個人安危，實乃古今罕見，難怪他能成為戰神。
戰神者，能夠把國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審時度勢，依據實際不受干擾的做出正確決策。這是基本規矩。
昭襄王關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為一國的至高無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視的是自己的權利，重視的是臣僚對自己的忠誠，對自己的絕對服從。
至于國家的利益，民眾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對戰神白起對戰爭前景的透徹分析，他顯然知道戰神是正確的，但他惱火的是你白起口口聲聲的秦國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歷史的真實究竟是否這樣，想不探究。
儒教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
王永遠高于臣民，重于社稷。也許劇作者對此不滿，所以塑造了這樣一個情節。
登上社會巔峰的統治者，極少有把民眾和國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誅殺功臣，想的就是為自己的兒孫穩固最高地位。
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最高地位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擔心的是武將們像他一樣發動兵變。
就是那個世代頌揚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因而對“水”實行寬松政策，又何曾把民眾利益國家利益放在前面？
為官之道，要把掌權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權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官場的潛規則。
忠臣終究都輸給了奸狡。
秦昭襄王與范雎君臣單獨對話，秦昭襄王明確的說范雎是陰險奸詐的小人，但卻表示自己喜歡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夠絕對的服從他，投他所好。
這就是掌權者與奸狡小人的關系。
但忠臣就不一樣了。
戰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劍影中拼殺出來的，他的戰神名聲是靠他浴血奮斗出來的。
因此，他認的死理就是國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鮮血，是顛撲不破的戰爭規律。
這樣的良臣，從來都不招掌權者的喜歡，但掌權者又迫于形勢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權者認為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這些良臣就會被棄之若破履。
司馬遷筆下的“飛鳥盡，良弓藏，走兔死，獵狗烹”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