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幾個醫生能夠看管生死。雖然有外掛，但孫立恩也并不能對生死就保持一個淡漠的心態——有時候，他甚至還有些希望自己能夠更加冷漠一點。
或許冷漠了，就不會那么累吧？
孫立恩在張謝娣的病情上有心結，一方面確實是因為生死，另一方面……還是因為最樸素的道德觀念——好人應該有好報。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中。**時期的醫務人員是抱薪者，和平時期的烈士和烈士家屬也是抱薪者。
他們所承擔的風險遠超過了職業所帶來的正面收益，他們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和社會價值。所以，為了這份意義和價值，他們義無反顧的頂在最前面。
正因為這樣，作為被保護的人，作為在風雪中火堆旁取暖的人，孫立恩總覺得自己有義務為他們做些什么。
應該做些什么，和“做什么都沒用”的現實沖突，才是讓孫立恩頭疼的根源所在。不管他再怎么能開掛，狀態欄再怎么好用，現實就這么冷冰冰的擺在眼前——張謝娣患有小細胞肺癌，肺部占位病變尺寸大于三厘米而小于四厘米，同時還有一個單一的鎖骨處淋巴轉移。
更加精密的分期計算需要靠腫瘤科醫生來搞，但根據孫立恩查到的資料來看……小細胞肺癌僅單發轉移灶分期屬于M1c，12個月的生存率大約25%，24個月生存率約6%。
而大于三厘米小于四厘米的占位屬于T2a分期，但這個相對較好的分期沒有任何意義。
根據目前的研究指南結論，任何小細胞肺癌的M1c患者，五年生存率為0%。
張謝娣的生命最多只有五年，而且目前來看，她很有可能連12個月都撐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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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積極治療吧。”前來會診的腫瘤科醫生在看到了張謝娣的胸部CT、淋巴穿刺冷凍病理檢查報告之后，直接放棄了“訂制一個特殊治療方案”的想法，“肺部的病變已經不重要了，有單發轉移，那就一定撐不過五年。”
“我現在希望的不是她能撐過五年。”孫立恩嘆了口氣，“能不能讓她……在比較有生存質量的前提條件下，盡量延長生命？”
“這個當然是我們的最主要目標。”腫瘤科醫生很無奈的說道，“可問題是……沒有這種手段。這是小細胞肺癌，沒有什么特別有效的治療方案。”前來會診的醫生看了看張謝娣的檢查報告后問道，“她身體情況怎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