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們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調整患者血液的五十多種指標。比如給予抗生素抵抗感染。比如使用各種先進裝置，代替患者體內已經失去正常功能的器官運作。比如幫助身體止血。
但在生死面前，醫生們能做的事情卻少的可憐。
候慧英在被列入肝移植名單后的第二天，身體機能突然全面崩潰。盡管孫立恩在生命監護儀報警的第三分鐘就趕到了現場開始指揮搶救，盡管狀態欄詳盡而切實的標注出了候慧英所有的負面狀態，盡管四院的急診和重癥醫學科醫護工作人員傾盡全力救援，但所有人長達一個小時的努力仍舊以失敗告終。孫立恩看著候慧英頭頂的“腦死亡”狀態，沉默了幾秒鐘后，宣布停止搶救。
“死亡時間……凌晨一點二十五分。”身為規培醫，孫立恩是沒有權利宣告患者死亡的。這一系列的工作只能交給了袁平安。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拉出一條直線的心電圖后，看一眼潔凈室里的時間而已。
湯文癱坐在一旁的地面上，臉上全是淚水。
“……”孫立恩想對湯文說點什么，但張了張嘴，喉嚨里發出的卻是根本沒有任何意義的奇怪聲響。
和這一家三口相處了快一周時間，孫立恩難免將自己和他們擺在了同一戰線上。每次用藥調整乃至巡查病房的時候，孫立恩都一定會站在三人床旁，和他們聊兩句話。哪怕湯興德和候慧英根本沒辦法回應——他們甚至可能根本聽不到孫立恩在說什么。但孫立恩還是會站在床旁，低聲和他們說幾句話，為自己，為他們，為身上壓力不知道有多大的湯文加油鼓勁。
有專家組支持，有整個四院作為后盾，甚至還有外掛協調治療。孫立恩心里清楚，他已經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毫無保留，全力以赴。有了吳友謙的默許，孫立恩甚至可以跳過一些并不是特別重要的檢查，直接對候慧英用藥。用藥后的解釋工作，吳友謙一手包辦了。
哪怕都已經做到了這一步，孫立恩還是沒能救回候慧英。所有的嘗試全都白費，這樣的結果不光湯文無法接受，就連孫立恩自己也接受不了。
·
·
·
“吳院長……”孫立恩在小會議室里坐著，滿頭的汗水徹底打濕了他的頭發——他看上去就像是打滿了四節比賽后仍然輸球了的姚明一樣，疲倦，憤怒，沮喪。“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錯了？”
帶著老花鏡正在看病例的吳友謙抬起頭，摘下了臉上的老花鏡后思索了片刻后搖了搖頭，“沒有，你所有的診斷我都看過，沒有錯。”
“如果我都做對了，為什么她還會死？”孫立恩現在的沮喪簡直無法用語言形容。他低著頭問道，“如果我所有的決策都做對了，為什么我沒有預見到她的身體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