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時都是以禮樂制度來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法不過是禮樂制度的補充。當管仲在朝提出要制定明法，用法來治理國家時，堂下一些守舊的大夫便炸開了鍋似地議論起來了。
如果說禮樂制度下，大家還在一起講究親親，從國君到貴族還都是一個大家庭，所謂的國君也就是一個大家長而已。家人之間嘛，等級雖然森嚴，但身份自然是劃分不清的。
那法是什么？法在一開始便是刑！刑本身就是懲罰，是殘酷，等級森嚴的代名詞。過慣了禮樂制度下親親相隱，刑不上大夫的好日子的大夫們怎么會愿意有個刑法在頭上呢？
因此他們之中立刻有人站出來了，大夫伯偃便說道：
“宰相此言差矣。昔年，天下初立，周公制禮樂而治國家，國家始定，貴賤有序，君臣有禮。當其時也，天下雖不用法而自安。及穆王命呂侯作刑，禮樂崩壞，雖有嚴刑，國亦衰矣。”
伯偃話剛說完，大宗伯公孫奉己也馬上說道：
“嘗聞夏桀制酷法，而湯亡其國；殷紂制炮烙，而周滅其社稷。此二者皆用嚴刑酷法，而諸侯皆叛。且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故得天下者用德而不用刑。
今宰相一邊言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希望用德行教化來感化百姓，另一邊卻想用嚴酷的刑法來治國，禮和法本來就是相反的東西，今棄禮儀而求法，豈非亂國之道？”
小白也沒想到還沒有討論要制定什么法呢，現在卻有一幫人出來鼓吹以禮治天下。難道他們不清楚這天下成了什么樣子，光靠禮樂治天下，天下能夠安定嗎？
再說了，周公制禮樂是不假，那他就沒用刑法啦？刑法本身就是維持統治者威嚴的最好武器，怎么能丟棄呢？像孔子那樣堅定地要求拋棄法律，堅持以禮和德就能治天下的人，那不也用刑來誅殺少正卯嗎？而管仲卻仍在與他們爭辯論：
“法者，天下之程式，萬物之儀表也。圣人制法以制天下而懲奸邪，所以能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
凡治國者，一定要能夠使用他的人民。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先王之治國者，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有法度制之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詐之以輕重。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不能誤也。如無法，則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這才是亂國之道啊。”
眼見著管仲在朝堂上鼓吹的依法治國；伯偃和公孫正己等人主張以德不以法，繼續按照禮樂來治理國家。雙方人馬各抒己見，討論到底是法重要還是德重要。雖然大多數人都明白刑法的重要性，但人人都是趨善避惡的，當然不肯直接說嚴刑酷法就是要比道德感化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