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無論是北魏時，還是唐朝時，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
貞觀時，唐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
后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到了中唐時期，皇室所代表的隴西李氏甚至被“山東士族”看不起，連想將公主嫁給“山東士族”都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務”。
“安史之亂”后，唐進入了中唐時期，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科舉考試中占有優勢，于是家勢借助于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陸續有“五姓”子弟入朝為高官做宰相，控制朝政，如前文所提的崔姓兩家，清河崔氏出了十一位宰相，博陵崔氏出了十二位。
這樣，中唐古人的世家大族觀念進一步深固，“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
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五姓”甚至發展到看不上與李唐皇家結為婚姻的程度。
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
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以“五姓”為首的山東士族的子孫不愿意與皇室結為姻親，除了自身門第高貴，看出上李唐王朝是六鎮軍漢出身外，更重要的是不認同皇室的文化，簡單的說就是認為皇家隴西李氏沒文化。
在門閥制度下，社會地位是以婚媾為標準的。
那時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傳統，關隴集團的貴門，包括李唐皇室隴西李氏在內，都不具備這個條件。
他們的祖先都是沒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漢人，從唐到周，短短百年間，他們的文化還沒有達到很高，以此，他們仍不受文化顯族所重視。”
因此，關隴集團獲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卻不及山東士族。
唐人柳芳說過“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
他們本來就“恥與諸姓為婚”，再加上鄙棄皇室鮮卑胡化的文化傳統、家法門風，所以不愿與皇室聯姻，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也不愿娶公主為妻。
此外唐朝公主豪侈、驕縱者有之，專橫、淫蕩者有之，妒悍、殘暴者勝多，公主不修婦禮的情況不僅存在，而且并不少見。
公主不修婦禮，甚至專橫、淫蕩、殘暴，使士族之家望而生畏，也是士族之家不愿與皇室結親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五姓”士族門閥貴族自視高貴，拒李唐公主下嫁故事曾不只一次在中晚唐上演，但到了唐朝末年，面對武人的屠刀，這一切已經毫無意義了。
隨著僖宗時代的開始，黃巢暴起，廣明離亂，以至“白馬之變”，收拾殘唐的朱溫，將崔遠、裴樞等高門朝臣一起投入滾滾黃河；于是，八百年的門閥世家時代，真的被歷史的洪流沖進了時光深處
而春秋戰國有法律，但沒有文化，也談不上統一文化概念。
戰國列強在戰爭中獲得國家實權，有著相對獨立的意志。
雖然并不一定正確、真實、完備，但是也是有跡可循的。
他們對民間統治的態度也更像是武力征服，民間也有一部分統治意愿。
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士大夫貴族們都是各自利益的掌控者，這些人掌控著國家話事權，以及國內輿論導向。
他們有一套成體系的、完整的審美觀、政治分析能力，這些人對政治人物有不同方向的贊揚，但不同層級層面的人物的評價都有著自己特點和傾向。
所以說，春秋戰國時代，貴族的權力太大，他們絕不會允許吳起這種侵犯他們利益的存在。
吳起的視頻盤點結束后。
各個平行世界的統帥，也在期待著下一位出場的人物。
畢竟所剩的名額已經不多了。
可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很焦慮。
因為看看上榜的都是什么人物
殺神白起，封狼居胥霍去病，大唐軍神李靖，兵仙韓信，帝國雙璧之一的衛青，戰國四大名將之一的王翦，兵家亞圣吳起
這隨便拿出來一個，都是響當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