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南堂經費管理的是剛剛因為反對改革而被拿下的葡萄牙人、執事傅際訊。
因此，熊三拔并不清楚澳門耶穌會匯了多少銀子過來。
魏公公便叫熊三拔去問傅際訊，不多時熊神父過來說傅際訊前后收了澳門匯銀兩筆。
和熊神父一起來的是比利時人羅啟南，他對這方面比較了解，熊神父特意讓他過來向大主教閣下說明情況。
據羅啟南說，澳門耶穌會匯來的兩筆銀子，分別是一筆是現銀，共一萬五千兩。走的海運先到的廣東汕頭，之后陸運至南都，再走的漕運進的京。
另一筆是匯銀，也就是時下流行的錢莊承兌。經廣州、揚州、京師三地的錢莊轉兌出來的，約三萬五千兩。
這兩筆銀子的運輸和匯兌都很順利，沒有出現什么周折。同時，不管是海運還是陸兌，經手人都是廣東從事海貿的商人。
“大主教閣下，在華耶穌會和中國的廣東官府有聯絡途徑，資金方面也有專門的廣東商人負責，從前耶穌會向中國內地撥付經費一般都是交由這些廣東商人來做...”
根據羅啟南的說法，廣東的“粵商”有很多都是從事海貿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樣都是原材料的供應商。
所以，粵商們為耶穌會提供幫助，耶穌會反過來也幫助他們將貨物外銷，這樣雙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屬雙贏關系。
現在東亞及東南亞最大的貨物中轉站是呂宋的馬尼拉，而“經濟”中心則是澳門，大明則屬于貨物最大出口國。
政治上，澳門屬廣東香山縣管，無論是主權還是治權，亦或司法權都屬明朝，和“租借”是兩個概念。
準確的形容，澳門應當屬于明朝在帝國最南端設立的一個對外開放窗口，此窗口的設立并非是簡單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權，而是隆慶開關帶來的海貿影響所致。
澳門開放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每年，大約有1400萬兩白銀經菲律賓輸往澳門，之后再由澳門輸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財政收入一年不到500萬兩。
長達半個世紀的白銀輸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保守估計經澳門流入中國的白銀多達數億兩。
在此過程中，屬廣東香山縣的澳門“特區”也承擔了東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學東漸”影響下，這才有了在華耶穌會以及徐光啟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開放的官員；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術人才的東來；有了西洋雇傭軍為明朝征戰韃虜的故事；有了明朝皇帝受洗加入天主教的故事；有了明朝向梵蒂岡求援的故事......
甚至于，明朝的滅亡都和澳門有重要的關系。
因為有了澳門這個對外的窗口，遂有數億兩的白銀流入大明，然而這些白銀并沒有進入到明朝的國庫，或者說大部分沒有入過國庫，而是進了商人和士紳的腰包。
經濟學上的正常情況，大量白銀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價飛漲，實際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價都是相對穩定的，白銀不僅沒有貶值反而還貴了起來。
原因就是白銀雖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數富商的手中，由于貿易結構單一，生產絲綢、茶葉、瓷器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資金擴大再生產，所以商人們喜歡把手中的銀子囤積起來，形成了巨大的“白銀儲備”。
白銀沒有進入消費領域，自然就不會引發通貨膨脹。
為了賺取更多的白銀，商人士紳們大量種植經濟作物，直接導致明朝糧食減產，著名的江南和湖廣產糧區耕地數量不斷下降。糧食下降的同時，經濟作物的內需又嚴重不足，物價長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貨緊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