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動著，崇禎皇帝發現不對勁啊，溫奸相這老貨低著頭，緊縮雙眉，一副欲言又止難以抉擇的模樣，立馬開口說道。
“皇上，臣以為，或許需要進行鹽法改革，取消開中法，取締徽商手里的根窩，才是長久之計。
可臣又擔心，不知時機是否合適？又有誰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資金？”
溫體仁依舊思索著，緩緩說出心中的憂慮。
說起來，大明的鹽法改革并非第一次，長久以后都在與時俱進。
明初，對百姓不錯的老朱為避免權勢仗勢獨占鹽利，嚴禁食祿之家行商賣鹽。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員的家人、奴仆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景泰五年，規定官員每人支給鹽三千余斤，吏每人支鹽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預鹽政。
此法制定后，鹽務井然有序，國家獲利較大。
后來，隨著戰事的進行，推出開中法。
開中法是指開邊報中，即由官府公布條例，召商輸糧食等物與邊境地區，以鹽作為報償。
實行開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為了增強邊境的軍事儲備，充實軍餉，之后擴展到為救濟水旱饑饉，囤積糧草。
每當邊境軍餉發生不足，或發生水旱災害時，由戶部出榜，召商輸納。
或令商運糧于指定地點，戶部編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給發糧機關，一份發給各轉運提舉司。
商人納糧后，由收糧機關將所納糧數及應支鹽數填給倉鈔，商人持此倉鈔赴各轉運提舉司。
轉運提舉司比對相符后，按商人所納糧數給引，派場支鹽。
商人得鹽后自行運售。
以糧食換鹽引，利用商人運糧納米，充實邊儲，這就是大明代食鹽開中法的主要內容。
開中法實行后，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轉運費，邊疆糧餉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開中法效果顯著，不僅糧粟，凡屬國家急需物資，皆令商人輸納中鹽。
由此而衍生出許多新的制度，如納馬中鹽、納鈔中鹽、納鐵中鹽、納布中鹽等等。
總之國家需要什么，就開中什么，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憲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敗壞，鹽法亦日趨紊亂。
成化末年，權要門宦仗勢以廉價買進淮、浙鹽販賣，謀取大利，導致官鹽賣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過外戚張鶴齡請求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另用價買各場余鹽如其數，聽其販賣，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鹽法敗壞，關鍵在弘治皇帝心太軟，偏寵權貴。
官宦借權力尋租，轉賣批條，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萬歷后期，實行綱鹽法，即由萬歷前的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制度改為民制商收、商運、商銷。
綱鹽法是商人壟斷食鹽運銷的制度。
萬歷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鹽法道袁世振建議，將各個商人所領鹽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積引，九綱行新引。
綱冊許各商永遠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無名的不得加入。
從此官不收鹽，由商人和鹽戶直接交易，收買后運銷權都歸于商，并得世襲。
從此內地鹽商得到了解放，食鹽的運銷紅火起來。
綱鹽法在疏通積壓的鹽引方面的確發揮相當大的作用，這對于挽救鹽政的崩潰，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實行過程中，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權錢交易，有權的宦官也借機勒索。
權貴壟斷鹽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頻繁，使引價日增。
天啟元年，每引官鹽的價格是三兩八錢。私鹽每引價格最高不過五錢，即使加上賄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鹽價格的一半。
商人紛紛販賣私鹽，再加上令鹽課改折，灶戶改納鹽為納銀，征非所產，灶戶非私販而不能得銀，結果導致私鹽更為盛行。
到了崇禎年間，就更不用說了。
簡直敗壞到了極點了。
而這，也是溫首輔決定改革鹽法的初心。
當然，他是在這段時間看到崇禎皇帝的霹靂手段后，才動了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