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趙昺知道即便自己獲得了楊太后的支持，但是處置吳家也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實等于在與整個士人集團對抗，從他們手中搶奪權力。因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從表面上看，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于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名義上的權力源，所有的詔書都必須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但是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最好只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機構來執掌。
趙昺知道這種國家體制類似與現代的君主立憲制，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當然在封建社會的整體下，宋代的實際權力運作當然離理想的“虛君共和”尚有很遠的距離，但“虛君”顯然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重疊共識。
北宋人曾肇說，“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帝王之務。”與其同時代的羅從彥也說，君主“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細務，責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學家陸九淵說，“人主高拱于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責其成功。”影響南宋思想的理學家朱熹也認為，“人君之身端本示儀于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實際的治理則“只消用一個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論敵陳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歷代君主意欲攬權，則會被視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當權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與士大夫的治理共識唱反調，連一向強勢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認，“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嘗專斷”；仁宗更是“虛君”的典范，“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論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
皇帝如此軟弱無為，竟然導致有些諫官都看不過去了，質問仁宗“今政事無大小，皆決于中書、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這么認為的“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茍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認為，漢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說作為來自現代社會的趙昺應該十分樂于接受這種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現在卻難以接受。當然這不止是他對于權力的貪戀，而是因為這種不純粹的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皇權和相權之間爭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穩定的時代，他尚可接受。可在這動亂的時期，這種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間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執行力被削弱，結果只能是戰略上往往被動、滯后，戰術上處處挨打。
所以趙昺以為非常時期當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權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應對復雜多變的時局。他是這么想的，也是一直這樣做的，幾番爭斗下來也算是掌握了主動權。但是進入江南后，隨著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場，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虛君思想也隨之開始影響到朝廷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