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與蒙古的最初交鋒中，正是從北方招募的歸正人極大地遏制了強大的蒙古鐵騎，但趙昺站在歷史公正的立場上講，在戰爭激烈的時期，南宋整體對北軍的薪餉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優于南軍。可隨著時光流逝，卻造成南軍官兵的不滿，南軍不服北軍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應當說，于是問題來了，著名的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等人就一度因為南宋的猜忌游走金、蒙古之間，給南宋兩淮防御造成了嚴重損害，甚至讓一度居于優勢的南宋連連敗北，可謂血的教訓。比李全更為倒霉的則是劉整。賈似道控制了朝政后，推行“打算法”，目標是以整治軍中的貪污腐敗為幌子，借機打擊那些功勞卓著、不尊重賈似道權威的將帥。
換言之賈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從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呂文德、呂文煥等人。為此他先后清洗掉對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級將領，由金入宋的劉整在對蒙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擔心禍及自身轉而叛宋。深諳南宋江防部署的劉整反而成了蒙元軍滅宋的急先鋒，其駐防的瀘州本來就是南宋長江上游防御的重鎮，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陽；組建水軍，橫掃南宋的大戰略，事實上也決定了宋蒙決戰的最終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御的力量，不久之后國門打開，襄陽失守，江南危矣這場南人和北人的論爭矛盾最終顛覆了宋政權，其代價不可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