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若干，有些工作范圍跟法律助理重疊，也跟法律助理一樣，都沒有律師執照。
法律助理供不應求，得益于美國人干啥都想打官司，法律助理專業很多時候比法學院畢業生還好找工作，當然薪水低得多。法學院畢業起薪至少六萬美元，稍好一點的律所能開到八萬美元，上不封頂，t5或t6起薪更高，十萬美元起步。
而法律助理大概是三萬美元起薪，大城市稍高。
這就是知識的價格，或者說，學歷的價格。
芭芭拉案繼續開庭。
雙方都增加了證人，靜水公司想要證明芭芭拉的工作能力不足，完全出于公司的容忍才一直沒有解雇她；這次同時解雇的還有其他人，說明并不是單獨針對她。
ac也有證人，證明公司聚會上公司還表揚過芭芭拉工作能力出色，三個月前芭芭拉剛加了薪，如果能力不足怎么會給她加薪
雙方你來我往，挺熱鬧。
男上司是否有性騷擾是芭芭拉訴靜水公司案的基礎，因此法官將兩案合并審理，芭芭拉的前同事沒人敢出來指證男上司有性騷擾言行，朗先生讓ac的調查員尋找三年內在芭芭拉之前辭職或被解雇的女員工，看看是否有人有芭芭拉同樣的遭遇。
按照“一只蟑螂出現的時候意味著附近必定有蟑螂窩”理論，男上司應該不會是初犯，只要再找到一個受害者就能說服陪審團。
作為女性，張文雅與安吉拉都自然傾向芭芭拉，要說哪個女孩成長過程中沒有遭遇過或者沒有聽說過身邊同性遭受過的性騷擾，那不可能，就連張文雅都在路上遇到過暴露狂，這也是屬于性騷擾的一種。
“性騷擾”包含的內容很多，行為上的性騷擾包括任何未經當事人同意的碰觸，握手時間超過五秒鐘也屬于不妥；語言上的性騷擾五花八門，從下流玩笑到任何當事人覺得不適的言辭都能算性騷擾。
有人會認為這樣是否太嚴格了判斷標準很簡單，同樣的話你會對你的姐妹、母親、女性親屬說嗎如果你知道這種話對姐妹和母親等女性親屬說了會被狂揍，你就不該對任何女性說。
男人啊不行
“只是一個性騷擾就如此難認定，也不奇怪為什么被強奸的女性很少報警了。”安吉拉說。
張文雅點頭，“是啊。”
“中國也會有案嗎”安吉拉無知的問。
張文雅失笑，“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其中一半是男人，你怎么會認為中國沒有強奸案”
“我以為你們的國家管理的比較嚴格”
張文雅搖頭，“我們的警力不足，還沒有你們美國警察人數多。”
“那你們的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權利”安吉拉吃驚。
張文雅無言以對。中國人有人權嗎有，也沒有。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如此。
也因此，立法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就像小肯尼思同志說的，“政治太重要了，不能交給政客”。
美國四年一次的大選雖然是個大型真人秀，但這種選舉制度至少能讓選民們知道候選人有些什么政治主張，效果好不好反正目前看著還不錯。
制度沒啥問題，有問題的永遠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