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大學參與一場辯論會的大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肯定不會想到，二十五世紀七十年代最虔誠的基督徒會撫養自己辯論的對手——那個自稱“就算上火刑架也在所不惜”的赫胥黎的后代。這位神職人員甚至還會對成為“達爾文斗犬”的赫胥黎子弟說“我為你感到自豪”。
不過在這之上，他肯定還想不到，這個時代最虔誠的基督徒，會是一名法師。
關于這一點，不只是十九世紀的古人想不到，就連同時代的阿爾馬洛·赫胥黎也一樣想不到。
赫胥黎坐在那個小小的研究站，四下打量。確實是很典型的理想國式研究站。成本低廉，也充滿了個人風格。
不過以七十年代的眼光來看，這個研究站起碼落后六十年了。
注意到阿爾馬洛的目光，喬爾喬神父笑了笑：“退休的時候允許保留一些私人物品——你知道的。”
“我早該想到的——而且您的級別還不低，對吧？”赫胥黎嘆息。
當初京都純子很抱歉的表示有級別很高的報告阻止了斗犬部隊展開進一步行動。現在想來，那一份報告就是神父發出的了。
“很久以前哩。”喬爾喬神父露出緬懷過去的神色：“很久很久以前，我還是哲人議會的議員，主要做一些倫理監管工作。”
“可我沒聽說過您……”
喬爾喬神父搖了搖頭：“阿爾瑪，在你的印象里，這家孤兒院存在了多久？”
赫胥黎微微一愣。
“我都退休一百年了。”神父呵呵的笑著：“我以前也干過一些大事，不過干著干著就累了，所以現在就來這里，開個孤兒院，種種菜什么的。這里就偶爾做一些種子，還有定期上傳一些觀測報告，業余行為。”
研究站里沒有專門的待客場所。喬爾喬神父就拉過三張凳子。
夏吾就坐在赫胥黎的對面，十分心疼地摩挲自己的小刀。
赫胥黎盯著夏吾。夏吾卻好似十分信任喬爾喬神父一般，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
“怎么了，夏吾。”神父轉頭看向夏吾：“你能不能把刀子收起來？和別人說話的時候，這樣做不是很友好。”
夏吾嘆息一聲：“我在計算剛才那一架損失了多少費鋼，換算成黃金的話夠不夠打個首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