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華夏歷史主要有三次農業稅改革，大明，大清，后世。
大明的農業稅改革隨著張居正的死亡而人亡政息，大清的農業稅改革隨著乾隆的妥協而大打折扣。
唯有后世的農業稅徹底取消，讓種地的老百姓不再有負擔，這種成就不可謂不大。
各朝古人非常清楚取消農業稅意味著什么，可以說是開天辟地頭一遭。
在他們的記憶中，老百姓上繳農業稅天經地義。
就好比人需要吃飯一樣，這是與生俱來的，就像農業稅也同樣如此。
哪怕是最抗拒農業稅的老百姓，心底想的也只是朝廷可以降低一些農業稅，從來沒有想過取消農業稅，做夢都沒敢這么想。
也正因此，他們得知后世徹底取消農業稅才會如此震驚。
即便張居正和雍正這兩人也同樣如此，震驚得無以復加。
他們不管是實施一條鞭法，還是大搞攤丁入畝，只是希望可以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可從未想過取消老百姓的農業稅。
要是老百姓不上繳農業稅，那朝廷財政怎么辦，朝廷還怎么運轉
他們兩人是農業稅改革的先驅，清楚的知道改革農業稅有多么困難，勢必會遭到利益集團的阻撓反對。
連稍稍改動一丁點農業稅就會遭遇重重困難，更別說像后世一樣大刀闊斧的改革。
也正是清楚農業稅改革的水有多深，他們兩人才會對后世取消農業稅感到不可思議。
于是乎，他們兩人萬分專注的接著往下看視頻。
他們迫切想知道后世是如何成功取消農業稅的，期望可以從中借鑒一二。
星中華成立之后，雖然經歷了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給勞動人民，但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稅收結構依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
從一九四九年星中華建立一直到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農民貢獻的農業稅和人頭稅一直以來都是推動工業化建設的主要來源。
四九年至兩千年的五十余年里，農民給朝廷繳納了7000多億公斤的糧食。
從五三年開始到八三年取消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對工業化貢獻超過6000億元，這都是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實現的。
除了要比城里人多繳稅多納糧以外，賺的還比城里人少。
這是由于當時的中華糧食定價體制，仍然采取朝廷調控與市場供求相結合的方式。
這導致糧食價格上漲幅度，遠遠落后于農資的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幅度。
當然，剪刀差并不是中華特有，它是全世界每一個工業化朝廷，在工業化進程中所產生的必然現象和必經結論。
英國的圈地運動、西班牙的殖民掠奪，本質上也都通過某種形式犧牲某些人的利益，來獲得工業化初期的資本。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化，中華其實已經度過了工業化早期階段。
剪刀差按理說應該取消了，但是不巧的是，八五年開始的財政制度，讓地方官府，又有繼續提高農民負擔的動力。
而九四年的稅制改革收入大幅減少的地方官府，更是不得不繼續從農民身上想辦法。
農村基層各種亂收費現象層出不窮，比如說三提五統。
三提指的是農戶上交給村級的三種費，包括公積金、公益金和村管理費。
五統指的是農民上交給上面官府的五種統籌，包括教育附加費、計生費、民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
這些開支，城里人可能完全都沒有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