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跟英國人斗了這么長時間也開始學聰明了，不再要求英國將蘇伊士運河的管轄權移交給埃及，而是邀請國聯聯盟派出軍隊進駐運河區，以保障運河區的安全。
這個要求得到俄、法、意的強烈支持，國聯全體大會對此進行表決，雖然大多數國家都投出了贊成票，英國還是憑借一票否決權否決了埃及的提案。
國際聯盟的一票否決權，并非常任理事國的特殊權利，而是屬于所有國家。
這就是國際聯盟自成立以來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
俄羅斯國家杜馬不搞一票否決，嚴格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
國家杜馬是最早遷往亞歷山大的政府機構之一，杜馬大廈位于市中心的彼得大帝廣場。
經過一年多的陸續搬遷，大部分俄羅斯政府機構都已經搬遷至亞歷山大，喬治的官邸位于葉卡捷琳娜大帝廣場附近。
和圣彼得堡以及君士坦丁堡相比，亞歷山大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中心，而且還是驗證國家主義的最佳載體。
自由貿易號召下，歐美國家更流行小政府概念，政治和軍事都是為經濟服務，政府缺少干預經濟的能力及手段。
內戰結束后，俄羅斯建立起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在整體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行業，例如國防工業、交通運輸、能源開發，以及教育醫療等領域，一律以國家為主，以尤里耶夫、尤蘇波夫、多爾戈魯科夫、羅曼諾夫為首的社會企業處于附屬地位。
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帝俄時代的經濟模式，俄羅斯政府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愈發凸顯。
這種模式在確立之初雖然引起了一定爭議，好處還是很明顯的。
去年的旱災和雪災，如果沒有統一的組織調度，造成的損失會比現在嚴重無數倍。
在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后，菲利克斯再接再厲，繼續對金融行業重拳出擊。
德意志銀行的悲劇引發菲利克斯的警惕，菲利克斯決定將俄羅斯境內的所有銀行都收歸國有，限制私人銀行對國民經濟的干預。
受此影響最嚴重的，當屬西伯利亞銀行。
由于西伯利亞銀行和尤里耶夫家族的特殊關系，菲利克斯主動向喬治解釋，希望喬治做出表率。
“收歸國有并非將西伯利亞銀行和尤里耶夫家族剝離，而是由政府機構派出工作人員對西伯利亞銀行進行監管，使西伯利亞銀行更符合俄羅斯的整體利益，不會像德意志銀行那樣，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障礙。”
菲利克斯這一刀一刀的，精準砍在大家族的經濟命脈上。
這事兒也只有菲利克斯能推動，維特和古契科夫是萬萬不敢的。
“西伯利亞銀行的運行，本身就要接受阿穆爾州政府的監管，如果你能保證和阿穆爾州政府一樣，只監督不干涉，西伯利亞銀行就可以成為國家銀行的一部分。”
喬治比菲利克斯想象中更容易說話。
西伯利亞銀行和阿穆爾重工一樣，是尤里耶夫家族的核心資產。
喬治已經將阿穆爾重工的一部分股份轉讓給俄羅斯政府，從而擁有承接國家訂單的資格，這個規定本身就是喬治確立的。
帝國時代阿穆爾重工是喬治名下的私人企業，嚴格說起來，帝國并沒有分享到阿穆爾重工發展的紅利。
這并非喬治私心作祟，而是帝國大公的特權。
內戰結束后，俄羅斯政府規定，私人企業將無法獲得俄羅斯的國家訂單。
作為回報，俄羅斯政府會拿出阿穆爾重工上繳的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獎勵和研發資金重新撥付給阿穆爾重工。
西伯利亞銀行也一樣，在成為國家銀行一部分之后，西伯利亞銀行就可以壟斷俄羅斯金融，其他銀行要么順我者昌，要么逆我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