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只單純的想要為了那些流淌的陽光，那些震動的空氣而動筆。
他們才會義無反顧的走進塞納河畔的晨光中，日復一日的潑灑筆墨。
因為美好的東西就在那里。
因為讓他們心動的東西，就在那里。
對于畫家動筆的理由，這些就已經足夠了。
剩下的所有筆法的改變，所有對于繪畫技藝的偉大創新，不過只是落在畫布上的結果，只是為這個目標所服務的“仆人”。
不光是印象派。
讓·弗郎索瓦·米勒，那位洛可可風格的街頭畫家。
他靠著給那些暴發戶新貴們畫裸體的姑娘，畫希臘神話里強壯的戰神阿瑞斯和寧芙仙女們在床榻上纏綿，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但忽然有一天。
他厭倦了，扔掉了畫筆，突兀的關掉了畫室，推掉了所有找他訂購作品的預約和商單。
他走向荒野。
再不回來。
顧為經讀美術史的時候，曾經有很長時間，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迫使了米勒做出了這么重大的決定。
米勒不同于馬奈、德加這些人，普遍從小出身富裕家庭。
伊蓮娜老伯爵不讓自己的女兒去當畫家，那是因為他們生在上流階級的頂點，他們是真正站在歐洲大陸舞臺中心的人，他們站的位置實在太高，所以自然看不上畫家、詩人、交際畫這些圍繞著他們，為他們服務的“次上流階級”。
然而，也不能不把豆包當干糧。
說是次上流階級也好，半上流階級也罷，至少還占著半個“上流階級”的名頭。
顧童祥曾對自家祖上是有官品的宮廷供奉畫師洋洋自得，覺得那些歐洲畫家的家境都有點慘，比自家差遠了，都是窮鬼。
這是典型的一知半解。
實際上不管是21世紀，還是19世紀。
能送孩子學藝術的家里的家庭條件，整體上來說，不會特別差。
馬奈是內務部首席法官的兒子，德加老爸是搞炒股的，門采爾家里是開石版印刷工廠的。
和伊蓮娜家族比起來，這些人全是乞丐，全是跪在地上要飯的。
可比起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通大眾來說，他們也都能算是富二代，都是巴黎的爺，吃起老意大利燒餅夾腸來，可以要加上雙倍的份，啃一根，丟一根的那種。
說人家窮鬼。
真活到那個時代。
看不把老顧同學活活的饞死。
米勒不一樣，他是真的窮，他是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小時候連學都沒有上過，機緣巧合之下，拿到了市議會的一筆獎學金，這才能去巴黎的畫室里學習畫畫。就這樣，畫室里的同學都瞧不起他，人人都在背后說他是“那個土里土氣的山里人”。
顧為經一直不明白。
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外省來的小伙子，他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奮斗，終于在巴黎過上了城市中產的生活，能坐的起馬車，聽的起交響樂。終于這座西歐最重要的城市站穩了腳跟，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了啊！
他怎么會突然間就拋下了一切，轉身離開了呢。
他怎么能走的那么毫不留戀？
菲茨的歷史課本上，只說這是“畫家度過了他生涯的重要轉折”，顧為經讀到這樣的形容的時候，往往都只有一種朦朧的印象，就像一根生的意大利面條，說轉折，就咔嘣一下，折開了。
現在。
顧為經在仰光的夜色里，他忽然明白了。
也許。
歷史上每一個重要的畫家，那些能夠在美術教科書里留下名字的大師們，都有一個意識到自己在為誰，或者在為“什么”而畫的過程。
雷諾阿意識到了自己在為陽光和空氣而畫，所以，他走出了畫室，來到了巴黎波光粼粼的塞納河畔。
米勒意識到了，自己無法為那些上流階級而作畫，對方永遠不會接納自己，而他也無法在刻畫那些嬌滴滴的女郎如畫的眉眼和細嫩的肌膚中找到共鳴。
畫室里的同學們說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