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延益這個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也不僅僅是受了楊清源的共和書的啟發。
神州的法治思想在遠古時代就已經萌發。
古籍之中便已有記載，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至先漢之時，漢書之中便記載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翻譯成現代漢語，法律是天子和全國人民都要共同遵守的。
到了大周，已經有士林學者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了。
法非天子之法，而為天下之法。
這種思想雖然大膽，但還是能夠被普世價值觀接受的。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種樸素的法治思想自古以來便有之，且在百姓之中廣為流傳。
雖然文官集團在后世網絡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不得不承認，在限制君權之上，文官集團的貢獻是最大的。
比如藍星明末的文官集團，最大的問題不是限制君權，而是過度斗爭和失衡，使得其一家獨大，特別是浙黨的崛起。
這里順便提一句，文官集團不過是一個政治集團的代表，他們內部也有斗爭，也有矛盾，并不是一個整體。比如明末的東林黨中，就有齊黨、荊黨、楚黨、浙黨。鄉黨、朋黨、政黨都會形成不同的派系。
不過單就限制君權，藍星明朝的文官其實做得還不錯。
限制君權本就是儒家思想之中的應有之義，只不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使得儒家變成了皇權的附庸。
周禮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思想歷來是被人所推崇。
皇帝作為政治象征，不過度的參與到政治當中。
不是每一個皇帝都能夠漢武、唐宗一樣英明神武，一個隋煬帝式的昏君，其對于社稷的危害性遠遠勝過三個強大的敵國。
但是文官集團的代表不一樣，能夠從科舉走上仕途，最后登頂的人物，其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都是人中頂尖。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執掌一國的能力，比如后世的政治作秀固然能獲取選票，贏得大選，但是他們有沒有能力執掌一國，這個答案是不確定的。比如某個演員出身的司機。
同樣的道理，相比于繼位的皇子，歷縣郡府州的文官的能力久經考驗，自然更值得信賴。
當然也不是說文官就絕對好，文官集團最終也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一旦讓文官獨掌大權，沒有制衡者，就會出現明朝中后期的情形。
明初三大營被廢之后、重新組建了十二團營。
自此之后，代表天子親信的宦官勢力便徹底被清除出了京營，京營、內閣、六部、都察院都是文官說了算，以巡撫轉隸都察院為標志，文官成為了各地的最高軍政長官。
一家獨大，政治失衡，這就是就明朝崩潰的原因之一。
或許偶有國士，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來限制文官集團，比如推行考成和一條鞭法的張太岳，為大明續命八十年。
但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階級的階級。
所以在張太岳死后，被文官集團近乎瘋狂地攻擊。他改革的成果也毀于一旦。
故而，在文官執政的時候，需要有人來制衡文官，不能讓文官集團掌握絕對的權力。
司法、監察、兵事，不能再由文官插手。
斗爭和制衡有時候才是政治平衡穩定的關鍵。
藍星有位大政治家曾經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