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文接著開始說本朝，說自太祖“混一區寓”后，為鞏固統治，以驛站為軍國機務最急之事。自登基之日起，便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設車船，“置各處水、馬驛”。
馬驛是指陸驛，“應用馬、驢、車、人夫”郵遞，沖要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經行道路，或設馬三十匹，十匹，五匹”；
水驛則以舟船為之，“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余分行偏路，“亦設船七只，五只”。可見，根據驛路位置之輕重，行人之多少，水、馬驛所役車、船、舟、馬多寡不等。驛卒一般是“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然后又說明本朝郵遞機構，除驛站外，還有遞運所、急遞鋪，但是比之后二者，驛站不僅遍及腹里，還廣泛分布于遼東、甘肅、朵甘、烏斯藏、松藩、四川、云貴、廣東等邊遠地區。至嘉靖二十八年，全國上下各類水、馬驛高達一千二百九十五處。
顯而易見，大明驛站“櫛比蔓延”，遍布全國各地，可謂水路交通、信息傳播的大動脈，也正是由于無處不有的驛站，才鑄就全國性的交通網絡。
驛站專職“遞送使者，飛報軍務，轉運軍需”，事務繁忙，用途廣大，負荷最重，故在溝通各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擔負著重大的責任，發揮著巨大的功用。因此，驛站自然而然成為明朝官方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
說完驛站的重要性以及太祖對驛站的高度重視，高務實筆鋒一轉，開始說當前的問題。
高務實疏文中言“太祖制驛站諸制律，本皆得宜，然時過境遷，百制盡廢矣。”
然后他便開始例舉如本朝驛道，站與站之間一般平均相隔六十至八十里，這是指望驛卒一天所走的路程，這樣既能保證迅速往返，又不會導致過度勞累而“馬垮人倒”。
還有，就是由于驛站傳遞的多為關系國家安全的文書，故驛卒在兵部管轄下工作，而驛傳管理條例也相應地載入大明律有關刑法的卷目中，以示驛站的重要及驛卒工作的特殊性。
雖然明律對信使延誤時日處罰甚嚴，但是因洪水阻塞或地址有誤而耽擱行程時，信使可免予或減輕處罰。同時，明律嚴禁官員濫用驛站，責罵、鞭笞驛卒。反之，驛卒如利用驛站牟取私利，要加倍受罰。
這些制度，既嚴格，也充分考慮到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非常得宜。然而根據高務實“前番回鄉，途徑數十驛，深入驛站，遍問諸吏，方知其情大謬。”
高務實不僅一個個舉例自己路過的驛站，有多少驛站年久失修，有多少驛站車馬不足，有多少驛站驛夫缺額，還特別指出，許多驛卒以公謀私，部分朝廷官員實際上是絕大部分，高務實沒敢說而已亂用、私用驛站行為屢禁不止，使驛站超負荷運轉，處于半癱瘓狀態。這又導致政情、軍情不能及時上達下傳，使朝廷的行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驛路通，則國家強；驛路滯，則國家弱”，因此高務實在疏文中疾呼，郵驛系統的紊亂、無序、衰敗是嚴重違背了太祖祖訓之本意的,請牢記:,免費最快更新無防盜無防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