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禮監首席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馮保的心情這幾日來實在是十分糟糕，他覺得一切局勢都已經朝著最壞的方向飛奔而去了。
先是高拱以首輔的名義親自下場上疏言事，說司禮監作為內廷中樞，對于皇帝昏倒之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僅沒有在事前照顧好皇帝的龍體，也沒有在事后做出及時的應對。
一般按照文臣們的習慣，這樣一頂大帽子扣上去之后，隨之而來的基本上都是暴風驟雨的打擊，目的通常都是打壓司禮監的威望，削減司禮監的權力。
不過這一次，情況有些不同。高拱在把司禮監從上到下狗血淋頭地罵了一遍之后，并沒有提議削權，反倒認為這是由于司禮監人手不足、精力分散之故，建議皇帝擴充司禮監秉筆太監的規模，并將司禮監各大秉筆所兼任的職權盡量拆分。
最典型的，就是首席秉筆太監的兼掌過多、過重。首席秉筆太監不僅要參與司禮監的批紅，還要兼掌東廠，甚至在內廷十二監的分掌中，他還兼掌著御馬監這是目前內廷監控京營最后的手段了，地位不可謂不重要。
為何特意強調這是內廷監控京營最后的手段，因為大明的京營制度一直都在不斷的變化。
早年當然不用說，武臣勛貴獨掌京營，京軍三大營全是掌握在一干勛貴武臣之手。
土木之變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勛貴勢力大減，文官開始滲透京營，創辦十二團營，取代江河日下的三大營成為京營主力，此時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掌握著大部分京營實權。
再后來于謙被害，京營就變成內廷說了算，尤其是憲宗朝，御馬監太監提督十二團營，威風八面。
又往后的武宗正德帝，雖然也是個寵信宦官的主，但由于他這個人自己好兵事，甚至抽調九邊精銳入京，立為“外四家”，所以實際上變成了皇帝親自掌握京營，但是這樣制度上就麻煩了，所以那段時期比較混亂，京營令出多門，狗屁倒灶的事多得一塌糊涂。
世宗嘉靖對于京營還是比較關心的，一直想要尋找一種長效機制，但是無法推持下去。嘉靖六年，明廷始設文臣專督京營軍務。當時經廷臣的會推，李承勛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提督團營軍務，成為專責提督京營的第一任文官。但是不久停罷，仍恢復此前文官兼職的做法。
嘉靖二十年，劉天和也曾以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軍務，專理京營戎政，但是為時不及一年，提督團營軍務再次成為兵部兼職。
嘉靖中后期，文官集團還試圖強化文武官的合作，來增加京營的戰斗能力這可不容易，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變發生，俺答大軍圍困京師，京兵怯懦不敢應戰，遇敵輒潰，充分暴露了京兵腐敗不堪的弊病。
于是在時任首輔嚴嵩、吏部侍郎王邦瑞等人的建言下，明廷廢除團營、東西兩官廳制，重新恢復三大營制，在京諸衛軍，俱分隸于三營。
在京營的管理上，也隨之停止了宦官擔任提督、監銃官的做法，設置戎政府機構。戎政府長官稱為總督京營戎政，由武官擔任，給關防之印。副職稱為贊理軍務后改稱協理戎政，由兵部或監察院長官選充，不給關防之印。
而隆慶帝即位后，文官對京營的控制則由集中走向分散。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疏，極言戎政官獨攬大權之害。經兵部條議，革除總督戎政一職，三大營每營各設總兵官、副將。三總兵各給關防之印，仍由武官選充。協理戎政一職，改從兵部、監察院中選拔文官三人擔任，仍稱提督。
但這樣一來，相當于明廷為防范京營集權之弊走向了另一極端，出現了六名提督共理京營戎政的局面，權責過于分散，互不為政成為京營管理突出的困境。
“自設六提督后，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