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團根本不怕戰爭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文官集團只怕是中國歷史上最好戰的一個文官集團
那么問題就轉回來了，既然這個文官集團如此好戰、如此剛烈，連跟人談和都視為不能容忍的恥辱，那為何大明的軍事實力還是不斷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幾次軍事改革，也沒能抑止這種下降的趨勢，頂多也就暫時性的延緩了一下呢
因為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這位絲毫不懂經濟的太祖，制定了一個必然會快速崩壞的衛所制度作為明軍的根本制度，而且還特別喜歡搞“祖訓”，要求子孫后代不得違背，這才是后來那么多名臣名將都救不回大明來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認，朱元璋所創建的衛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戰亂年代，確實能夠明軍充裕的兵員以及糧草。然而隨著國家的安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地兼并會自然而然的出現，衛所制度所賴以生存的土地，肯定會被逐漸固化的階層占據，此制度因此就從根本上遭到了破壞。
正統十年，邊防大將蔣貴上疏“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連大同、宣府這等軍事重鎮之中軍田，被占據的現象都如此嚴重，其他地區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勢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正統二十二年，“黃紱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
作為保家衛國的軍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體的地步，可見明中期軍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艱辛。
明中期“海內燕安”，各地邊軍閑來無事，于是朝廷頻繁調動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駐防，誰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將士卻發現，自己成為了朝廷各衙門以及勛貴們的奴隸苦工，什么事都要他們去辦，尤其是各種工程，不去雇傭工匠，偏讓軍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輪防，而常常耽誤期限，朝廷卻仍然不恤軍情的對其重罰，輕者前往邊塞罰班數月，重者長達年余。在這種極端嚴苛的軍事制度下，軍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變，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衛所相繼發生。
弘治年間，明孝宗朱祐樘意識到國家正步入衰落，便從經濟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進行了改革。孝宗這個人還是相當不錯的，寬厚仁和、勤政躬親、勵精圖治，朝堂上下為之一清，史稱“弘治中興”。
然而軍事方面的改革卻是積重難返。弘治元年，時任兵部尚書馬文升便上言“雖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八九。”即便經過對將領家臣的清理，卻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較于大量兵員缺額，這只是杯水車薪。
到了弘治五年、八年，巡按御史張泰接連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處，均被總兵、太監占據，駐防官軍之衣食不足，已經到了動不動就餓死人、凍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僅僅來京換防的士卒遭到奴役，連同京師“十二團營”京營將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團營十二萬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達兩萬，而且一去便是兩到三年，因此連待遇相對于其他邊軍來說還算“較好”的京營將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務實早就認為，衛所制度不改，兵歸將有的體制不變動，這個軍事改革換了誰來都沒用，甚至讓他高務實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頂多就是跟李鴻章當年的自嘲一樣，做個“裱糊匠”罷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嚇唬人啊，他也不是沒有做，譬如京華火槍廠和京華火炮廠就是典型的裱糊匠工作對他京華集團來說不是，對大明來說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