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八年，高務實以新科狀元入翰林院，在一眾大佬的掛名之下，實際主持纂修大明會典，其會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蔭制度之處，并且根據嘉靖、隆慶兩朝時內閣的票擬和皇帝的朱批查檔案，對過去不曾明確的“文臣蔭武”問題作出了規定性說明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游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沖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覈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準襲。”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并開列上報的審核程序。該法令不見于正德版大明會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漸成之例，在萬歷朝被確定這是個史實。
說完這些，就到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了
為什么文臣蔭武的勢頭會止不住
為什么皇帝不懷疑蔭官武職的文臣之后
第一個問題的簡單回答是問題出在爵賞困難，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勛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
嘉靖以后雖邊事迭起，文臣督、撫多親歷疆場，但勛爵冊封卻又趨于停滯。
其實，朝廷視封爵為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為國效忠的進取心。
對此，很多人也提過意見、建議，比如陳子龍就提出恢復“五等爵”以振奮軍心
“今天下奮智亡身，趨功名，為天子去所惡，則莫若輕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輕上位而意無求進。圣王設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異而名重也。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復子、爵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雜也。”
然而有明一朝，國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義構建，僵化不可變通。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的文臣蔭子武職，由于有軍功推戴、子孫世襲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與政治意義，成為朝廷酬答功勛文臣的重要形式。
這種制度的關聯性雖然沒有開列于典制，卻為時人默認共識。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謙之子于冕題請再蔭于謙后代武職之事，其實他當時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書王驥封伯與兵部尚書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蔭子錦衣之事例，作為乞請理由。
類似的將蔭子武職比附為“次級”封爵，或“準封爵”制度的觀點，在明代中后期廣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編撰萬歷野獲編時，就把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世官條及補蔭條納入勛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徑稱文臣蔭子武職為“延世之賞”、“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稱謂而來。
舉個例子，嘉靖初年，廷議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
這段話說的是什么簡單的講，就是軍功大者封爵，軍功小者蔭子錦衣，可謂是點明了“蔭武”與“封爵”之間存在的制度關聯性與補充性。
嘉靖初年，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職冒濫狀況后奏報，其奏疏中先論洪武“開國”、永樂“靖難”公、侯、伯冊封情況，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緊接其下陳述錦衣衛職官“額設”職官名目，并痛陳“自正統后，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勛、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為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貢時，是邊臣首功他是時任宣大總督，家里得幾個蔭官理所當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說了，因為他的各種功勞，高家得到的蔭官名額到現在居然還沒用完晚輩不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