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給了謝頓一種錯覺。
原本他在普林斯頓的教務處工作時，大多數的學生基本都是這個水平，來到哥譚大學之后，他忙著站穩自己的腳跟，并沒主動去了解學生們的水平，在他看來，寫作業是學生的天職，哥譚大學雖然排名不如普林斯頓，可好像學生的素質也沒差到哪里去。
至少在席勒的課堂上是這樣的。
謝頓只顧著觀察席勒的課堂，而在席勒的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很安靜，學習任務完成的都很不錯，這讓席勒的教學安排，都完成的很順利。
于是謝頓又動了別的念頭。
眾所周知，他推行的校園禁酒令，卡在了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
目前愿意遵循這個計劃的人，大多也都把酒交了上去，但不愿意的，都是當中的死硬分子，這群人寧可持槍反抗，也不愿意讓學校干涉他們喝酒的權利。
學生是可以持槍反抗，可謝頓這個校長，他可不能拿著槍逼著學生們不喝酒，他不是土生土長的哥譚本地人，思維還停在文明社會，所以這個計劃，卡在了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沒有辦法繼續推行了。
發現罰酒他們不吃，謝頓又想要來敬酒了。
謝頓在擔任行政工作之前，也曾經是一名教授，他畢業于牛津大學的現代文學專業，曾經在加州大學和大都會大學都任教過。
謝頓覺得，要控制住哥譚大學，也必須得跟學生打成一片，就像哈維那樣受到所有人的歡迎，也是一條不錯的路線。
因此他想要自己教一門課。
碰巧，哥譚大學的文學系幾乎沒有，只有一門教基礎課的老師，文學和哲學專業已經多年不招生了，畢竟這個該死的鬼地方，實在是沒有什么文學和哲學的土壤。
重新振興文學系、帶頭復興文學專業，如果他能招上來一批由他自己教導出來的文學院學生，那么他在這個學校里就有了自己的嫡系，謝頓是這樣打算的。
并且看起來，席勒的課堂很安逸，教學目標推行的也都不錯，總得來說，就是天晴了，雨停了，謝頓又覺得他行了。
雖然是大學教授，可上課的流程和教小學也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謝頓就像是一個看視頻的云玩家，在監控的那頭看著席勒上課，覺得輕輕松松。
席勒上課的流程不過是走進課堂，等學生們坐好，然后拿出課本開始講課，中間會有一到兩個討論環節，討論之后，要么是席勒提問，要么是小組派人發言，發言過后，席勒進行一輪總結，接著再講一點別的內容，快下課的時候就收作業，下一節課的開頭會有一個講評作業的環節。
20世紀的大學課堂就是這樣，沒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幻燈片，大部分老師都是照本宣科，對心理學這種理論知識需要大量背誦的科目更是如此，不把書講透，那就什么都別想學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