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上去是一個矛盾的表達方式，但它又是真存在的，當記者提出問題的時候，無論怎么回答，肯定的或者否定的或者模糊不清的回答，其實都在肯定問題的本身。肯定了問題的本身，那么就意味著回答問題的人或多或少可能知道，甚至參與到了這個問題的事情中。記者胡亂的寫幾筆對他們來說不會是任何負擔，最多最多也就是公開道歉表達自己的不安也就完了。
但是因為他們胡亂寫的內容，卻會讓一些人深陷泥潭，人這個東西是經不起考驗的，也經不起調查。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看一個人，往往會忽略一些細節方面的東西，但是當人們開始調查一個人的時候，連他摳鼻屎彈了出去都會讓人產生發自內心的厭惡，因為這個時候這些觀察者本身的立場就有問題，他們就是帶著有罪的眼光去審視這個人，任何不是問題的問題，都會演變成大問題。
所以情愿被人稱作對記者不禮貌，也不能因為一次愚蠢的回答毀掉了大量工作的成果。
這一點杜林早已了解，凱文也對他說過類似的話，當然和競選沒有關系。當時他還沒有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凱文就告訴他，如果他被抓了進去之后不要開口，哪怕被刑訊都不要開口。只要他不開口，任何人對他的指控與誣陷都不能構成重要的條件，這時候還能有很大的操作機會。但如果他說了，哪怕直說了一句不相關的話，所有操作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他“落案”了。
在沒有開口回答之前，一個問題是否成立是打問號的，甚至可以說還沒有成立。但是回答了之后，問題就變成了成立，接下來的事情就難以改變。
赫爾斯曼教會了杜林很多東西，細節上的東西，包括了如何回答一些看上去非常麻煩的問題，如何把問題丟給別人，以及如何回避問題。
用赫爾斯曼的話來說，政治允許犯錯，但是在通往政治舞臺的過程中，是絕對不能犯錯的。
弱者犯錯會失去機會，強者犯錯？
那是可以被人原諒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