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晃過了大半，外界關于版稅付酬制的爭論以及對林朝陽的批判聲仍在持續。
近一個月時間里，各地報紙、雜志上多有此類文章，其中除了部分文章是科普“版稅付酬制”為何物的之外，其他絕大多數文章都以批評為主。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有很大的原因是在于，那些贊同版稅付酬制的群體不敢發聲。
為什么不敢發聲？
因為只要你出言贊同林朝陽的做法、贊同版稅付酬制，那你就會立刻被打成拜金主義、金錢至上主義者。
這年頭大家還是很愛惜名聲的，誰愿意平白背上這樣的污名？
這樣的寒蟬效應一旦發酵到某種程度，很可能完全顛倒黑白，真正將林朝陽釘在恥辱柱上。
林朝陽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不僅是他，文學界的同仁們也不可能坐視不管。
我們這些作家好不容易才給自己爭取點權利，你們當記者的可好，一張嘴、一閉嘴，我們就不配賺版稅了？我們拿版稅就是拜金了？
你們寫報道怎么要稿費呢？工作怎么還收工資呢？
以李拓為首，在籌劃了十多天后，燕京作家圈終于開始對這股新聞報道開始反擊。
1984年8月21日，燕京日報發表文章三問&t;羊城晚報>，版稅付酬何罪之有？，文章署名李拓；
8月22日，劉昕武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標題為版稅付酬制度是作家與出版社的雙贏合作。
8月25日，新一期人民文學上出現一篇文章，標題為也談版稅付酬制度利弊，署名為人民文學現任主編王濛。
不到一個星期時間里，連續三家重量級媒體上密集發表了關于版稅付酬制度的看法，這些文章作者并非同一人，但觀點卻出奇的一致：
版稅付酬制度利大于弊，可以鼓舞廣大作家的創作熱情，是值得提倡的好制度。
除此之外，這些文章中也不約而同的提到了最近一個月許多媒體因為版稅付酬制度對于林朝陽的批判與攻訐，表達對于這種行為的憤慨。
“明明是惠澤舉國文字工作者的制度，并且與出版社風險共擔，怎么到了某些媒體的嘴里，就變成了拜金主義？
那些口口聲聲指責他人拜金的媒體是否可以反省自身，假大空的鬼話說多了，真把自己當成了道德圣人？”
三篇文章里，李拓所寫的三問&t;羊城晚報>，版稅付酬何罪之有？態度是最為激烈的，幾乎是指著那些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批判版稅付酬制度和林朝陽的媒體們的鼻子在罵。
燕京日報雖然是地方報紙，但沾上“燕京”兩個字，也算是半個中央級媒體，中國青年報和人民文學就更不用說了。
三家權威媒體如此密集的發表文章表態支持版稅付酬制度的和林朝陽，一下子便將此前一個月時間里那些媒體上的謾罵與攻訐的聲音給壓了下去。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李拓和林朝陽深知面對那些媒體長時間的攻擊和抹黑，不出手則已，出手必然要實施雷霆手段。
燕京日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文學的文章只是開胃菜，若論全國作家圈子里所掌握的媒體話語權，燕京作家們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