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林朝陽將杜峰錄像廳淘汰下來的兩臺錄像機放到了西院，這錄像機立刻成為了李拓等人的香餑餑。他們到處淘換錄像帶，然后一堆人湊到西院放電影，還把每周六晚上定為了“電影之夜”。
一進屋，里面坐了七八個人。
于華便見李拓在鼓搗錄像機，他興致勃勃的問：“今天看什么？”祝偉臉上的笑容很神秘，“好東西！”
于華聽完更好奇了，追著祝偉問，那邊李拓弄好了錄像機，說道：“《野草莓》，看過沒？”“沒看過，不過我聽說過。”
李拓點點頭，“英格瑪·伯格曼，你肯定聽過，那是大師級的人物。三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這部《野草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58年獲得過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比陳凱戈那部《孩子王》的銀熊獎還高一級。”
李拓前幾年的主要精力從轉移到了電影上，還輔佐妻子張暖心拍了兩部電影，因而對英格瑪·伯格曼這樣的世界級名導自然如數家珍。
聽著他的介紹，于華頓時肅然起敬，大師啊！神色間滿是期待。
說話的功夫，電視熒幕上開始出現畫面，大家都安靜了下來。
這部《野草莓》的錄像帶已經被轉錄了多少手，畫面變的有些模糊，還經常出現錄像帶破損后的閃亮條紋。而且錄像帶還沒有翻譯，大家并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說些什么。
但這不妨礙大家的投入，他們恨不得把腦袋塞進電視里去，腦洞大開的猜測著里面的情節。
也可能是因為無法完全理解電影的情節，反而使他們對這部電影產生了一種遙遠的崇拜，對里面的畫面贊嘆不絕。“拍的真好啊！”電影放完，于華意猶未盡的說道。
盡管并沒有完全看明白電影，但并不妨礙大家討論電影的熱情。聊了快二十分鐘，祝偉催促李拓接著放電影。
于華是從東四環的十里堡來的、吳彬夫婦是從西北三環的雙榆樹來的...
大家都是從燕京的四面八方來到小六部口胡同，當然不可能一晚上只看一部電影，那也太虧了。熒幕再次閃動，一群人繼續沉浸在光影編織的世界中。
在于華他們這群人看電影的時候，在同一時間的東院，林朝陽正在奮筆疾書。
他這次回燕京要待半個月，打算利用這段時間把《寄生蟲》的劇本寫完，順便再給新書開個頭。自從結婚之后，林朝陽已經少有獨處的時候了。
這回老婆孩子都不在身邊，孤單是孤單了一點，但寫作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上來。
按照這個速度，他感覺自己再有三四天就能寫完《寄生蟲》的劇本，有種重回巔峰的快感。孤獨，果然是男人最好的伙伴！
晚上十點多，他終于從書桌前起身，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肩膀。
西院那里隱隱傳來一陣歡聲笑語，也不知道又在搞什么活動，動靜一直持續到十一點之后才停歇。次日一早，林朝陽正睡著就被敲門聲給叫醒了，開門一看是于華。
昨晚他們幾個人看完電影有幾個離家遠的沒走，就睡西院了，早上做了飯，想著叫林朝陽也吃點。
林朝陽洗漱過后來到西院吃飯，留宿這幾位里于華和祝偉是他最熟的，吳彬、劉霞夫妻他是第一次見。吃著飯閑聊，大家聊起創作，祝偉詢問林朝陽最近的創作。
林朝陽說在寫《寄生蟲》的劇本，之后還要寫一部長篇，吳彬不禁好奇林朝陽為什么能保持這么旺盛的創作狀態。“與其想著怎么保持旺盛的創作狀態，不如調整一下心態。
很多人把文學創作當成信筆涂鴉，靈感一到，筆翰如流，一氣呵成，遂成千古名篇，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
它首先還是個技術活兒，就比如于華現在要寫短篇，可能幾天或者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不管故事還是語言都在他的掌控范圍之內。
但要是寫長篇，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不小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