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遷徙人口去遼東的布告很快便出現在了各州城門、府衙、通學布告欄上，遂即有各府衙役敲鑼打鼓得到各鎮各村通報，驛站、茶水攤、碼頭等人流多的地方，也有朝廷安排的人同行人商旅告知此事。
很快，這件事便真如長了翅膀一般，分散往大明全境而去。
太原，這里本是晉商云集之處，不過自范、等幾家被斬首抄家之后，太原這里的行商們便低調了很多。
晉商也不都里通外敵，只不過出了這些渣滓之后，剩下的人再是清白也會惴惴。
出門在外，只要說是晉商，看向他們的眼神都帶著鄙夷，如此一來，生意也比往常淡了不少。
談“晉”色變，人人喊打，他們即便沒有做什么，卻也背了不少黑鍋，當真是艱難。
在這政令下達之前，幾家晉商就已經打算離開山西再做打算，要知道，此前不少淮鹽商可都出自山西。
走西口、走東口走出了不少大商人，難道到他們就不成了？
再怎么也要走出條路來才好！
董家便是其中一個要離開山西的商人，如今的家主是為董柏年，家族做的是絲綢生意。
絲綢嘛，他原本想著要不往江南去或者巴蜀去，或者眼下海運正昌盛，不如朝浙江福建那兒走走。
可看到這消息，主意立即就變了。
董柏年長子董錦昌見父親想著要去遼東很是不解，在他看來，他們做絲綢的，自然是往南方去發展才更妥當才是。
董柏年知道自己這想法或許不被理解，召集了族中老小，而后將自己意思解釋與他們聽。
“我是想啊，江南絲綢行業興盛，但早有了大商龍頭，咱們要分一杯羹說不準就要被商會、行會排擠，若要打點，也不知要花費多少才成，花了這些錢，也不知能不能擠進去...”
這些都是事實，董柏年說了也沒人提出異議來，江南絲綢業已是成了規模，包括桑業、蠶繭業、生絲業以及織造業，都把持在幾個大商之手。
他們于絲綢上也沒有新的紡織手法，只做些尋常買賣，怕是這生意很快就做不下去了。
“陛下讓商、民遷徙遼東，給予的政策很是優惠，至少咱們前三年不用擔心稅費的問題，賺多賺少，每年也只百中取一，三年，足夠咱們在遼東站穩腳跟了！”
內閣最后定的寬稅制度，于民而言，只要開墾荒地，前三年糧食都算他們自己的，不用交稅，第四、五年才開始按照原先一半的賦稅來交，后面再視種植情況定稅賦。
于商，除遼東以外的行商都已是實施階梯稅率，成效很是顯著，但于遼東這塊地方，朝廷的政策卻沒有按照這個來，而只百中取一，三年后再按照階梯稅率收稅。
如此，給足了遼東商、民扎根的時間，也給了他們能在遼東生活的希望。
“當然，”董柏年看向屋中諸人，“我雖為當家，但也不勉強，若愿意跟著我去遼東的，我自會善待，若不愿意的，我也按照各房該得的分好了銀子，你們留在太原也好，或去江南也罷，我絕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