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前提是生產出來的糧食，足夠大明百姓消費，還要有一點剩余，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要不然，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
如今的大明，仍然不能通過從海外殖民地運糧來保證糧食供應，水利工程的建設，便十分重要了。
只有保證糧食的生產不受或少受水災旱災的影響，保證糧食的供應絕對充足，始終保持低糧價的目標才能實現。
如若不然，但凡存在百分之一的缺口，糧價都會立即失控。
糧食生產永遠都要大于糧食消費，這是所有一切的基礎。
即使是后世的科技文明社會，依然如此。
更別說眼下的大明了。
經此一役，劣紳奸商元氣大傷，但他們的基本盤還在，只是暫時不得不蟄伏。
而這時候，對官府胥吏的調整，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它的影響更大也更深遠。
長期以來，豪紳把持地方權力，已經形成慣例傳統。
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
事實上，即使是縣府本身，也有著一套獨特的自治系統。
那便是胥吏統治。
流水的縣官，鐵打的胥吏。
從外地調來，走馬上任的官員，很難了解一個縣的基層實際情況，只能依靠在衙門工作多年的胥吏來掌控縣治。
很多事情，看起來是縣官在發號施令，實際上，是胥吏早已將結果呈交上去，該怎么做，怎么處理，縣官大多數時候，都是按照胥吏的處理意見，照本念經。
比如說，出了人命案，抓了嫌疑犯，是捕快先將人犯帶到捕房進行審訊，等審明白了，供狀都寫好了，再上呈縣太爺。
后面縣官升堂審案，只是走一個形式上的流程而已。
其他各項事情也是一樣的。
胥吏在實際上把控著縣衙的權力。
然而，隨著軍隊改制和裁軍的持續進行，一批一批的退役士兵和基層軍官轉業為衙役，這一權力格局迅速被打破。
與后世衙役階級分明，終生不能升遷不一樣。
大明初期的衙役，是可以得到提拔重用的。
明初有些衙役，甚至一路高升，最終被提到了中樞大臣的位置。
這在后世是無法想象之事，但在明初并不少見。
能夠升遷，衙役們自然更有動力工作，以及奪權。
特別是對轉業而來的士兵和基層軍官而言。
對縣官來說，因為以前衙門完全被地方胥吏所掌控，他們若要整治那些在本地根深蒂固的胥吏，就會造成縣衙秩序混亂和失治，影響自己的政績與前途。
所以，很多時候，縣官們雖然對胥吏們的所作所為不滿，卻不得不睜只眼閉只眼，任由他們行事，以此換取自己任上平安無事。
反正過幾年，就調到別處去了。
可如今，有了轉業退役而來的士兵和軍官加入，縣官忽然發現自己找到了可以對付原來那些胥吏的人。
雙方可謂是一拍即合，立即便開啟了對原來把持縣衙的舊胥吏的奪權。
趁著改制的機會，將其中不少胥吏趕出衙門。
這一現象在全國各地衙門普遍上演。
畢竟，能將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哪個流官又真的不愿意呢？
以前是怕引起事端，只圖平安順利渡過三年任期。
如今形勢大變，他們當然很樂意將權力收回來了。
從軍隊轉業和退役回來，安排到衙門當差的人，同樣不滿足于手中無權。
就這樣，在他們的聯手之下，原來縣府衙門的權力結構迅速發生變化。
連帶著的影響是，以前衙門普遍不支持稅務司征稅，不配合稅務司行事。
可如今，縣官和退役轉業而來的新人，都看到可以利用稅務司征稅的事，打擊以前的胥吏，他們態度立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稅務司一夜間，從“敵人”變成了“盟友”。
畢竟，原來的舊胥吏，才是各方最大的“敵人”。
這頓時讓稅務司壓力大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