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平時對官員進行查處，也通常是因為有人檢舉了該官員。
雖然很多人抱怨舉報信經常石沉大海，沒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這往往是因為舉報者沒有確切確實的證據，而舉報的人實在太多了，內容大同小異。
面對如山如海一般的舉報，上級根本查不過來，只能不了了之。
可不管怎么說，檢舉監督系統對上級掌握下面官員的動向，情況，絕對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后世掃黑除惡行動中，被掃除的黑惡勢力，基本上全部來自下面的舉報。
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員落馬，也都是因為對手或者下面人的檢舉。
事實上，大明朝廷內通行的上奏彈劾，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舉報呢？
只不過，這個檢舉的范圍很小，能實施監督的人很少。
而一旦利用郵司系統擴大全民，事情便會起質的變化。
在此之前，老朱讓老百姓抓違法犯罪的官員，將其扭送至京城，這是令民眾監督官員。
但這種監督的難度，無疑是非常大的。
可如果任何一個百姓，都可以寫信向朝廷舉報官員，那監督就立即變得不一樣了。
受制于時代和科技，如今的朝廷，對地方官員的約束和了解都實在太少了。
一旦百姓都能利用郵司系統檢舉監督官員，有了直接向上面反映的通道。
那郵司系統，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個全新的“奏章”系統。
只不過，上奏朝廷的權力，由少數官員變成了“全體百姓”。
既可以一級一級上奏，也可以越過下面，直達中樞。
向縣衙舉報，向都按察使司，向刑部，向都察院……
此前的《大明日報》，使得百姓能直接了解朝廷發布的政策和法令，杜絕了官員利用職務之便，故意不傳達朝廷的命令。
比如說，某地要救災，朝廷下旨給某個災民發放十斤大米。
但事實上，到了實際執行中，很多官員不會向外發布朝廷的命令。
只給每個災民發放五斤大米，余下的五斤，則變成銀子，進了自己的腰包。
下面的百姓，不明情況，還以為朝廷的救災糧只有五斤。
類似的事情，在整個封建時代屢見不鮮。
一直到后世社會，仍然時有發生。
隨著監督問責的力度越來越大，才逐漸減少。
如今的大明亦是如此。
《大明日報》的觸角已經遍及大明所有州縣。
上面發布的政令，所有百姓都能看到。
不認識字的人，也會通過口耳相傳而知曉。
但實際執行的時候，官員仍然會有種種理由，而不嚴格按照朝廷的政令執行。
百姓缺少向上面反應的渠道，通常也無可奈何。
反而會因此而罵朝廷不守信任，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那樣做的。
有了這套系統，百姓從此有了向上反應的渠道。
一旦地方實施的政策，與朝廷公布的不符，立即便能寫信反映。
地方官員再也不能欺上瞞下，將會失去在地方上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的權力。
整個的大明行政系統，都將煥然一新。
其意義之深遠，又要遠遠超過此次刑部清剿行動本身了。
再細細回想，在后世，在那個電話尚未普及的時代，信件系統有效實現了民眾對官員的監督！
依靠郵政系統監督下的吏治，全體官員也是能做到非常清廉，不敢貪污腐敗的。
因為政令上通下達，監督落到了實處。
大明，一個封建王朝，也能如此。
那將是何等巨大的飛躍？
千古以降，絕沒有一個王朝能做到這一點。
畢竟，自古以來，百姓都缺少向上反映情況的途徑。
自古以來，百姓都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監督”官員。
不管是探聽司的情報打聽得有多細致，相比全民監督，都不是一個量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