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這些來看，于闐地區的人口便不少，而仲云國小民寡，勝兵不過二千，百姓數量更為稀少。
如今兩國獻上圖籍，劉繼隆可以直接通過圖籍來判斷兩國大體實力。
只是略微翻閱，劉繼隆便清楚知道了兩國的情況。
于闐國經歷吐蕃入寇，盤剝等近百年時間，如今人口僅有五萬七千余，國中常備兵不過三千，城池依舊十八座，耕地不過三十二萬六千余畝，耕牛一萬二千余頭，羊十余萬。
仲云國的環境比起于闐還要更為惡劣，人口不過一萬八千余，國中兵卒不過千余人，城池四座，耕地四萬九千余畝，百姓主要以放牧為生，有耕牛三千余，牧群十余萬。
于闐國每年的賦稅折色在二萬七千貫左右，仲云則是折色后在九千貫左右。
就兩國這賦稅，想要保護國家，基本只能把賦稅投入到軍備中去，且兵卒戰力低下，三千人還打不過幾百入寇的土渾部落。
正是因為戰力不行，所以他們才會想著讓劉繼隆派駐兵馬。
畢竟按照過往的傳統，大唐派駐兵馬，安西都護府自己會承擔軍餉，而小國只需要負責口糧就行。
對于這個傳統，劉繼隆自然也不會打破，畢竟就土渾這些臭魚爛蝦，倒也不用太多兵馬就能抵御。
“此前朝廷與吐蕃，分別派駐多少兵馬于仲云、于闐？”
劉繼隆詢問二國使臣，二人見狀便以于闐使臣為主，先行回答：“昔年朝廷在于闐派駐兵二千余人。”
“仲云則是八百人左右。”仲云使臣回答著。
兩國使臣的回答，令含元殿內不少大臣都開始騷動了起來。
他們雖然沒有開口，但卻在用眼神交流，并且大部分人都覺得這點駐軍并不算多。
不過對于熟悉河西、西域情況的歸義軍老臣們來說，他們可是十分清楚在絲綢之路南道駐兵近三千耗費有多大的。
不提別的，漢軍之中為何會漸漸開始產生逃卒？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由于疆域擴大，兵卒距離家鄉越來越遠，許多兵卒思鄉而不到期限，不得退伍，所以才會出現逃卒。
原本在隴右時，每個月若是操訓后休整兩日，那完全可以快馬趕回家里休息，見見親人。
可隨著漢軍疆域變大，許多兵卒又需要換防，莫說休息幾日，就是休息半個月、一個月都沒辦法趕回家里。
這種情況，便是在交通發達后世都不少見，更別提車馬落后的這個時代了。
對于許多出生在中原的官員來說，他們根本不清楚西域有多廣袤。
不提別的，近三千戍兵應該從何處調遣？
哪怕是從最近的沙州調遣，從沙州到于闐最西邊的距離都足有兩千余里。
馬不停蹄的情況下，普通兵卒往返所需時間就不少于兩個月，一年到頭都回不了一次家。
若是從隴西、關中地區派遣戍兵，距離則更為遙遠，往返時間需要大半年。
路途如此遙遠，派遣戍兵困難不說，戍兵思鄉難以處理，若是縮短戍邊時間，那則代表增加戍兵成本。
歷史上龐勛之流為什么造反，說白來就是原本說好戍期三年，結果三年又三年。
之所以三年又三年，主要就是戍兵來往戍邊在路途中耗費極大。
重新募兵并派遣戍兵的消耗，都足夠發放本來戍兵的軍餉和犒賞了。
除非朝廷能一直保障自己很有錢，能將兵卒戍期縮短，不然征發戍兵，始終要面對逃卒問題。
哪怕歷史給出了衛所兵和建設兵團兩種答案，但實際上兩者的逃兵也并不少。
明代衛所制遷徙百萬江南軍戶前往北方、西南之地，結果不到五十年時間，便逃亡過半。
要知道明初衛所兵待遇還是很不錯的，不僅有衛學，每月還有月糧和鹽酒，外出還有行糧，根本不是晚明那種叫花子式衛所兵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