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五年。西歷1492年，8月3日。
在西班牙聯合統治者，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與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的資助下，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開始向西航行，試圖探索一條通往東方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
10月12日，船隊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但哥倫布卻堅持認為自己西航所達之處為印度，故極其錯誤地將美洲原住民稱作“印第安人”。
此后的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在迪亞士發現非洲好望角的基礎上，開辟了歐洲從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
從這一年開始，世界各大洲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加強，國際貿易量迅速增加。自此，世界市場開始有了一個雛形，商業全球化也露出了它的小荷尖角。
雖然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在世界貿易中的重要性穩步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500年至1800年之間，也就是地理大發現到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而非西方，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
不管是從經濟分量上看，還是從技術和生產力上看，抑或從人均消費上看，甚至是從所謂的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制的”發展上看，歐洲在結構和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
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甚至是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所有這些方面，亞洲的經濟比歐洲發達得多。
在中明到中清的長達三百年的時間里，中國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可匹敵的制造和出口優勢，在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時都是順差。
不僅鄰近的國家，與中國保持著以君臣關系為基礎的朝貢貿易，甚至遙遠的歐洲國家與美洲國家都卷入了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這使得以綢、瓷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占全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與此同時，西方耶穌會士不遠萬里來華，在傳教的過程中把歐洲的科學文化傳播到中國，與傳統的中華文明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
自徐光啟從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跳升至正二品禮部尚書，并以朝廷的名義向澳門耶穌會發出邀請函到現在已經過了快兩個月了。
函件由通政使司發出，先從北京出發走京杭大運河一路下到杭州，之后再走海運從杭州發到廣州。
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陳邦瞻，接到北京方面發來的函件之后的第一反應是疑惑。因為萬歷四十四年，在南京掀起了一場針對耶穌會的教案。
“南京教案”本身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它的問題在于，本次教案由前不久升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沈發起，而教案最后的結果，是萬歷皇帝朱翊鈞罕見地下旨，命令廣東督撫將耶穌會人士驅逐出境。
同時，執行這一命令的人，是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云南的兵部右侍郎周嘉謨。周嘉謨現在也在北京，并任九卿之首、“天官”吏部尚書。
更讓陳邦瞻不解的是，這封函件上面蓋著禮部的官印，署名卻是徐光啟。在陳邦瞻的印象里，徐光啟還是一個在通州練兵詹事府少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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