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是：
山東人的齊黨。
湖北人的楚黨。
安徽宣城人的宣黨。
江蘇昆山人的昆黨。
其中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最大。
浙黨首領是沈一貫、方從哲。這兩位都曾先后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依附皇室、勛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官員。
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
本就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又陷入了午休無止的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激烈爭斗，其間，雙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
“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洪武時規定三年一考，后改為十年一考。弘治年間規定六年舉行一次。
京察與大計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于獎優懲劣，使各級官員能夠恪盡職守，為帝國統治做出貢獻。然而正因為涉及了官員的獎懲，結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結黨現象十分明顯，在發展的后期已經很難真正實現應有的作用。“長官往往博寬大之名，每屆京察，只黜退數人，虛應故事，余概優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萬歷三十三年的京察，是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人，這其中有幾個是首輔沈一貫的黨羽。
后沈一貫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處分，而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不過，東林黨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欺上瞞下，沈一貫也被迫謝病不出，于次年退休。
萬歷三十九年京察時，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這一次，齊、楚、浙、宣、昆等黨一些人物被罷了官。但在南京則出現了另一種局面。原來明朝明成祖在永樂十九年從南京遷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
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齊、楚、浙黨方面的官員，他們排斥了所有支持東林黨領袖李三才的東林黨一派的人。
萬歷四十五年京察時，方從哲秉政，齊、楚、浙等黨多居要職，于是又排斥了東林黨人。
萬歷一朝，東林黨人大部分時間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處于不利的地位。
東林黨人在支持熹宗繼位后，才受到重用。
熹宗天啟三年，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是首輔，趙南星則以左都御史身分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齊黨亓詩教、楚黨官應震等人，堅決罷了他們的官。
崇禎也是一個頭兩個大，有些無從下手，畢竟還是要用可用之人，用可利用之人。
在重生后的崇禎眼里，無論是東林黨人，還是齊、楚、浙、宣、昆等黨人，又或者是閹黨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崇禎想的只是如何平衡他們之間的關系，如何巧妙的借力打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