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真金白銀的高價買，還能有什么辦法讓土豪們心甘情愿的交出糧食呢？
要說錢的話，趙孟啟手頭還是有一點的，孫家為孫珘俊續命給了五十萬貫，查抄劉家有三百多萬貫現錢，顧青捉拿倭國海商草野淺也抄沒了四五十萬貫銅錢，但是這些原本是打算作為水利工程啟動資金的，不能輕易動用。
而且燕王要重新經界的事，已經是人盡皆知了，這幫大地主們正恨得牙癢癢，這時候趙孟啟找他們買糧，豈不是送上門給他們宰么。
作為整治水利的提倡者，吳潛自然也不愿意動用這筆錢，慎重思考后，懇切地看著趙孟啟，“殿下，看來只能把抄沒劉家的那十六萬畝地賣了……”
“吳公，下官認為此議不妥！”
吳潛話還沒說完，江萬里就表示反對，“今時兩稅日益縮減，皆因豪強之家隱漏田稅，所以才需經界明產，若是賣田，那絕大多數都會被豪強之家買去，這豈不是助長其勢力么？”
宋朝是在五代亂世后建立起來的，之所以不抑制土地兼并是由于歷史原因導致的，但是對于通過兼并土地膨脹起來的豪強勢力的危害又有著清新認識。
在允許土地自由交易的情況下，朝廷也試圖通過制度和政策來抑制豪強勢力。
原則上來講，除了皇帝偶有特旨，全天下的田土都是需要繳納正稅的，而不是像明朝那樣有功名就可以免稅，并且稅制的初衷就是田多的多交稅，財產多的多交稅，也就是戶等制。
當然，實際情況中，宋朝朝政收入的結構很復雜，作為農業稅的兩稅在整體比例中逐年下降，在此時甚至不到五分之一了。
宋代的兩稅并不高，“畝收一石，輸官一斗”實際上就是什一稅，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加稅以及徭役，這些才是百姓負擔的大頭。
簡化來說，一個農民租佃一畝田，一年收獲三石稻米，那其中一石交給官府，一石交租，剩下一石才是自己的。
而官戶，也就是有官身的人家不免稅但免徭役，并且有的是辦法逃避加稅，這樣一來財富就像滾雪球一樣膨脹，以財增勢，以勢謀財，壓榨小民的同時，也侵吞國家利益。
“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稅也。”
“厥今賦稅何如哉？不均之弊有二：有兼并之弊、有流徙之弊。何謂兼并之弊？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奸民欲計免于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于是其富者地連阡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其貧者曾無尺地以置錐托足，方且困于重役，迫于追呼，此所謂兼并之弊也。”
“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
“兼并之家，侵刻小民、陰奪官利，奸胥猾吏，夤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
有宋一代，朝野上下的有識之士都很重視這個問題，呼吁抑制兼并勢力的輿論要遠高于保護富人利益的聲音。
這也反向說明，兼并成為了大宋社會的普遍現象，對國家造成的危害日益嚴重。
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了豪強手中，朝廷的稅收自然就越來越少。
歷史上的五六年后，朝廷財政實在撐不下去了，于是掌權后的賈似道不得不推行‘公田法’，也就是將豪強手中超出規定外的田產由朝廷強制贖買。
那個時候，田價已經漲到了一千貫紙幣一畝，但朝廷哪里還有錢，只能以四十貫一畝的價格贖買，還是用超印的紙幣和已經不值錢的官告度牒來支付。
公田法的本意是抑制豪強兼并，不過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地方官員們不敢過于得罪有權有勢之家，為了完成任務就把目標轉向了中小地主以及富農。
這一做法近乎于掠奪，雖然客觀上延續了宋朝十幾年的壽命，卻極大的損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主政的賈似道自然也就成為了‘大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