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旱災是以三到五年為一個周期變化發展的，從天啟七年到崇禎二年是第一個旱災小周期，熬過了己巳年的旱災小高潮以后，旱災開始有所緩和。
具體的表現為重旱區北移到漠南蒙古地區，雖然陜西、山西的旱情仍在持續，但程度上相比于上一年已經是大大減輕了的，可以嘗試種植一些耐旱植物。
更可喜的是，北直隸地區的旱情已經基本解除，而且在實踐之中，查處了很多為了免稅而謊報災情的地方官，說明實際災情相比于歷史文獻記載的還是有所減輕的。
老天爺好不容易給了面子，而朝廷要做的就是竭力避免人禍。
說朝廷放棄了陜西、不積極賑災，實際上這幾年朝廷對于陜北是完全免稅的。陜西的關中和陜南地區雖然繼續收稅，但是一文錢都沒有向上轉運，全部都是留存地方了的。
這幾年催繳稅款的活動針對的主要還是南方這些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當然這些地區的百姓也很苦，這種苦是幾乎沒有承受風險的能力，只要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家鄉受了災，就要被迫賣田賣地、賣兒賣女。
這不是生存環境惡劣的絕對貧窮，而是貧富差距過大所形成的對于窮人的壓迫和剝削，剝削者自然也包括了朝廷。
改革成效最大的并非是稅收數字上的增長，而是稅基切切實實的擴大，王朝末年最荒誕的一點往往是：只擁有不到兩成土地的農民，往往需要承擔朝廷九成的稅收。
將稅基擴大，攤薄稅收，實現的財稅增長無疑是偉大的，因為這并不會對窮苦百姓的生活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
朝廷雖然百病纏身，沒有布武全球的能力，但是在大明境內任何地方投放碾壓性的武力還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的經濟實力、文化實力強大，他們的輿論影響力甚至超過了中央朝廷，但唯有一點，他們的武力實在太孱弱了，孱弱到朱由檢丟了三千騎兵下去，他們一點脾氣都不敢有。
如今的大明，除了放到明面上規定的特權階級免稅額度，也就是藩王萬畝、伯爵三千、進士一千、生員三百的免稅額度以外，名義上是實現了官紳一體納賦了的。
具體成果表現為：天啟七年征收本色糧食一千六百萬石，崇禎元年為兩千萬石，崇禎二年達到了兩千三百萬石。
別看增長得并不高，但這是頂著天災一年比一年嚴重的debuff實現的。
當然，這里面也有本色、折色征收比例調整的因素，但能夠調整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漕運的運力就那么多，海運是直接買糧食，而不是指揮鄭芝龍給朝廷運糧。
因為朝廷指揮不動他，同時也害怕如果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話，他會玩一些諸如“漂沒”之類的把戲。
北方方便運糧到京師的區域也不多，像是南方大部分地區還是要折銀的。
當然，如果僅僅憑借那可憐的“三十稅一”，是做不到收取兩千多萬石糧食還有每年兩千多萬兩白銀的，這里面遼餉差不多占了一半。遼餉是加到田賦里面按畝征收的，幾乎達到了正稅的兩倍！
也別說大明不收地主的稅，其實到了征“三餉”的時候，很多小地主都要被逼得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