煒杰激動地說：“敢問上人，如之奈何？！”
林夕說：“求道乃在于——求真、求義、務實、共榮，行道乃在于——發明、創造、發展、超越”
煒杰問：“求真非求圣乎？”
林夕問：“敢問圣人道盡道乎？”
煒杰說：“那當然不可能，否則何來明經辯義呢？”
林夕笑著說：“既然圣人并未道盡大道，圣人之言能夠解決天下難題嗎？”
煒杰也笑著說：“若是圣人之言能夠解決天下吏治，那就已經是三代之治了。然則，上將軍的求道，與老子之言何以異也？”
林夕說：“老子至少是個老實人，悟道、求道，并不強以為道之代言人。”
煒杰也慨然而悵然：“其實，夫子（注：這里指孔丘孔夫子）又何嘗不是，若非后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焉能以一己之私遮蔽大道之求索，就是夫子，也曾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注：先秦·孔子《論語·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般的解釋是指只敘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自己不創作。但是這里對此存疑，述可以理解為闡述大道，而不是自己捏造、創造，強行解釋等含義。信就是相信，好古這里的意思是喜好——古人，這里的古人的某一種解釋，可以理解為能夠直接與上天對話的人，就是巫，他們傳授的話，這樣才能真正解釋的通，否則就會有一個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有許多此前時代沒有的東西，提供了便利，那么就應該都被摒棄掉，但是統治階級從未這么做過。比如三國演義的時代，沒有凳子、椅子，只有低矮的胡床、案幾。孔子整理《詩》、《書》，確定了上古文獻的標準版本(經)；作《春秋》，確定了評價歷史的原則；講述《周易》，讓《周易》《周易》從卜筮之書變成哲學之書，開創了義理易學；本身是非常偉大的。甚至。儒家的圣人是所謂“人倫之至也”，也就是道德上完美的人。孔子教給我們最重要的也在人生修養和哲學思想。這也許能推廣到政治層面，因為道德是政治的基準之一。是士大夫階層因為用于知識的壟斷權利，從而想永遠壟斷這一個階層的利益而導致的。】
林夕說：“如今大道之行凋敝，在于統制階層，不在大道本身，所以，自下而上，由散而眾，是小概率事件，大一統王朝會本能地**，本能地壓制格物致知的發展，會本能地壓榨百姓。所以，真正的大同世界，求其圣者，應該是眾人都能明了事理，至少大部分都能如此，每個人都沒有生存之憂。每一個人都能知道平衡自己的**與他人的界限。這可能就需要開啟全民智慧吧。”
煒杰問：“全民啟智，那怎么能夠實現呢？民物不豐，奉官吏尚且不足。”
林夕說：
“經上說，神的膀臂，并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注：賽59：1-2）
這個罪，就是不信。不信的原因，就是自義，自義的表現，就是面子。
面子的表現，就是所謂的尊嚴和官儀。
當一個人以自己的某個未經驗證的理論和觀念說出去的話，堅持反對和打壓一切讓自己丟面子的人和事情，他就已經長久丟失了自己的求道之心。
人有安全、溫飽、發展甚至受人接納和尊重的需求，這都是上天所賜的正常的東西，但是上天所賜，有他們的季節。
但是道學家們會豎起一種旗幟，定罪他人，讓自己得利快活。
但是罪就是罪。
荀子《天論》有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這算是煌煌之言，其義大也。
但是他接著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那時候，周王治下才多少人，如今，大宋治下多少人。
連問題的核心都抓不住，或者不愿意抓，怎么可能長久呢？
人吶，向真相和真理低頭不丟人。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就不之全知全能的，但是我們可以求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