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信這一次來參加電影節，其實匆忙的很。
前有春晚需要彩排，后有《三體》需要連載，過完年之后就進入到了入圍影片重新剪輯和字幕譯制的繁忙工作中。
對于這個時空的柏林電影節，李世信幾乎沒怎么了解。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是這一波確實是犯了信息搜集不全的虧。
在從餐廳回酒店的路上，李世信利用手機在網上搜索了一番，這個時空中國際電影節的真實面貌才部分的呈現在了他的面前。
雖然說電影節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世界各國電影工作者的交流，促進電影藝術水平的提高。
但是隨著近些年國際形勢的轉變，各國在各個領域的形態滲透，這個時空中的電影節早就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意識陣地。
但這不是最要命的。
要命的是不光是柏林是這樣，任何的電影節幾乎都是這樣。在哪里發起在哪里舉辦，肯定就是哪里的群體掌握話語權。
自家的地盤自家說了算，這本無可厚非。
但真正讓李世信難受的，還是國際電影節的獎項評審制度。
當下大部分的國際電影節，采用的小評審團制。評審團的規模很小，通常只有十個人左右。
這種評審制度有沒有弊端？
分怎么說。
因為評審人數少，且評審員幾乎都是行業內的大佬，有自己獨立的電影美學觀，所以在評選作品和影人的過程中，小評審團往往會有一種反商業化的文藝逆返心理。
比如說你讓十個自稱是文藝青年的人，去評選一個音樂頒獎禮，這其中選秀歌手落選的比例就很有可能會是100%。因為對于許多浸淫真正音樂世界多年的人來講，越是新聞性的歌手和音樂，就越是會造成他審美上的叛逆。
電影圈也是一樣。
在小評審團制度下，越是別致，甚至是標新立異的電影作品，就越是能得到評審團的認可。
在這樣的制度下，電影節的各個獎項，很明顯對于那些有想法有創意，但是還沒有被主流市場所認可的導演有利。
正式因為小評審團拒絕過度商業化的審美，所以各大國際電影節，往往被稱為“文藝避難所”。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過于追求這種非商業化大眾化的效果，也往往容易導致判斷上出現偏差。甚至模糊綜合性電影節應該有的宏觀，客觀和平衡。
每一屆的電影節，競賽單元脫穎而出的入圍作品，幾乎都是評審團一群評審撕逼撕出來的結果。
而最終決定大獎花落誰家的，終究還是評審團主席的品位決定。
所以圈子里有口水話——年年無標準，換人即換標準。
可不論評審團里換了誰，都還只是作品品位的事情。要知道的一點是；評審團也是舉辦方搞出來的，能進入評審團，意識形態肯定是個很重要的選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釜山電影節肯定不會邀卓月魚羊導演擔任評委。
這就是無形的陣線。
而在這樣無形的陣線當中，不論是評審團內部怎么因為個人品味去撕逼，其實心里都是有一種默契的。
這種默契就是；只有那些附和了他們意識形態的作品，才能有值得他們撕逼的資格。
雖然晚上聽比比西講了一大堆的廢話，但是這廢話里面也有有用的信息。
不論是《伶》還是《入殮師》和《只要愛》，都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甚至說他這一次最抱獲獎希望的《入殮師》和《只要愛》根本就沒有政治傾向。
這兩部片子，一個是探討“死亡”這個所有人類都要面對的問題。一個，是探討“愛”這個不變的主題。
拔高一些來說，這是超越了政治層面的主題。
但是。
作品主題沒有政治傾向，不代表作品沒有傾向。
在作品主題沒有政治傾向的情況下，作品的主創政治傾向，既是作品的政治傾向。
這么說可能會有些好笑，但事實就是這樣。
不巧的很，剛才在飯局上，李世信已經非常明確的表達了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