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邸報更名為京報。
吳爭其實早就想將報紙推向大眾，這是開啟民智最快速的方法。
可一直以來，大將軍府所轄之地，連年的戰爭，加上嘉興以北各府一直被戰火籠罩，報紙沒有合適的運作環境。
而且，當時民間識字之人確實不多，一個縣，收攏識字這人，也就百中取一，這還是因為江南比較富裕。
但眼下不一樣了，單就紹興、杭州、嘉興、松江四府之地，三大院校的生員加起來就有萬人
之眾。
這還是一屆，三年多了，年年都有招收，年年都有畢業。
所以，將報紙推向民眾的時機到了。
一戶人家中，只要有一人識字，就可以將報紙的內容說給家人聽，并解釋清楚。
吳爭推行報紙的用意，其實只有一個。
讓百姓明白，什么才是國家、民族、正朔。
只有明白，才可以真正去選擇，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隨波逐流。
而對于陳子龍的任命，其實是吳爭考慮甚久的結果，陳子龍有才是公認的，當然這才，更多指得是文才，文才也有分類，陳子龍的文才，更擅長的是詩詞歌賦。
明朝的進士，在當時的社會中，幾乎是全能的。
科考考的不僅僅是文章，在明末時，同樣增設了武科（不是武舉），這也是史書上經常看到，明明是進士文人出身，同樣在帶兵打仗，而且還打得不錯。
譬如錢肅樂、張煌言等人，都是正經的進士、舉人出身，可一樣能帶兵打仗。
陳子龍也一樣是進士出身，但他的偏好，更適合謀劃、編撰。
但吳爭用他，也并非僅僅是陳子龍筆桿子過硬，而是陳子龍的性格，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五年時間，治下十一府中，舊勢力、舊觀念只是蟄伏，而非被清除。
既然時勢不允許吳爭用更為激烈的手段，那么，文攻不武斗，成了吳爭眼下唯一的選擇。
所以，吳爭用陳子龍，以他犀利的性格，去抨擊官場、商場、民間的弊端。
當然，吳爭也做好了思想準備，因為陳子龍是把雙刃劍，傷人也可能傷己，但吳爭自問行端立正，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嘛。
報紙配合明社，及三大學院，對社會思想的影響力，這涉及的人數，那可不是個小數目。
以財政司資助，以成本價的五成，虧本向民間銷售，并以里、村為單位，建立免費的報欄，供人，以了解時勢。
就這樣，一場前無古人的，讓民眾真正參與進來的思想變革，正悄悄地在十一府土地上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