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年間的趙宋，河北、江南、川蜀等膏腴處，明明已經人多地少，偏天下人卻放著荊湖視而不見，似乎是都有先見之明，在給南宋留余地的。
劉韐是準備把自己余生都付于此地的，這不是他的一腔情愿。為官數十載，劉韐早就明白了一個事實——干事情是不能只憑滿腔的熱血或激情的。
他有信心在余生的歲月里在荊湖之地做出一片事業來，那最大的原因就是燕王的支持。
燕王曾告訴過他，待到天下大定之后，他會普查天下之民，將那家無寸土的佃戶之民遷往荊湖之地，遷往河套之地，遷往東北之地。
這句話甚至都可以說是‘耕戰制度’在某種意義上的補充。
早前燕王設立軍功田，一時間天下沸騰，然后燕王且在報紙上宣說：大宋立國近二百年，因為不限制土地兼并，天下無有寸土之民甚多，這些都是大宋的隱患，如何能置之不理？他要西擊黨項，東伐金虜，可不止是對外征戰，揚大宋的威儀，更是用朝廷大軍的兵戈來為天下之子民奪取更多的土地。
當時劉韐就從中看到了秦漢耕戰之制的延伸，也看到了大宋江山的未來。
對比他第一次知道‘軍功田’時候所升起的擔憂，那一刻的劉韐才算徹底的釋懷，徹底的放心。
中原之地雖然廣闊，但終究是有數的。燕王施行耕戰之策，那短期里兵武必然銳不可當，奪取天下只是早晚事矣。到時候朝廷手里的官田一片片的撒出去，那可以撒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卻不可能揮灑一輩子。早晚朝廷會把自己手中最后的一畝官田給分配出去，到時候又該如何收場？之前時候他的想法只有一個，那只能學劉漢！
西漢早期時候依舊有耕戰之風，雖初期一度施行“黃老政治”，一度縱容私人工商業發展，但僅是作臨時調適或某種補充，耕戰模式依然處于主流和鼎盛。西漢帝國得以集中控制數以千萬計的人力、財力和軍隊，著手從事秦帝國未盡的功業。特別是漢武帝時，主動出擊匈奴和經營西域及西南夷等功業，可與秦始皇媲美，所依賴的就是耕戰二字。
但在武帝之后，這兩個字慢慢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了。
原因不是劉漢的外在威脅已經大幅度削弱了，而是武帝末年舊有兵制已經遭受了嚴重破壞。
漢武帝對周邊四夷的戰爭前后持續了四十余年，兵連禍結，及至武帝晚年天下困頓，民不聊生。無數小農之家破產流亡，漢軍的兵員沒有了，而不少豪強殷富之家則多以買到復除特權，不再負擔兵役甚至是賦稅，番上的舊制難以維持，于是刑徒兵、蠻族兵、奴兵、和募兵遂應運而生，而耕戰二字就日漸熄聲。
如今這項政策再度復蘇，那究竟是利國還是壞國呢？
當時別說是站在趙構對面的劉韐，就是趙構手下的一些人也看不透，他們想的或許只把這政策當做一種過渡政策，當大宋帝國內部平穩了，外部威脅也盡數被蕩平后，該改變的自然就改變了。
直到趙構的那番話刊登出來。
而現在他向劉韐許諾要遷無地之民移去荊湖，這就叫劉韐全然放心了。